在山东田野工作中获得的新经验使我开始设想，用肩肿骨占卜不仅存在于华北的史前时期，其范围更为广泛。在古代传说中关于商朝早期历史的记载，确实提到商朝建立后曾五次迁都，这些都城的具体位置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至少用肩肿骨占卜明显地说明了商文明与早于它的华北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了这些新的认识，又有了加强的队伍，使我更有信心地安排组织扩大的安阳第四次田野发掘。我与考古组的成员及所长认真商议后，决定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发掘小屯遗址。我确信已找到了关键所在，通过绘制夯土地区图的方法，可以追寻出殷墟中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

    田野工作人员有老队员(前三次发掘参加者)——董作宾、郭宝钧、王湘和李济，还有新队员——梁思永、李光宇、吴金鼎、刘屿霞。石璋如和刘耀作为学员也参加了这次发掘。

    这次找遗址(特别是寻找没扰动过的夯土地区)的方法之一，石璋如已在他l952年出版的《考古年表》中作了介绍⒀。

    这次发掘将遗址分为五个区，即A、B、C、D、E。五个区的具体位置如下(见图6)：

    A区，在1929年(第三次发掘时)挖的纵沟的西面。

    B区，在纵沟东面，横沟十一与十四之间。

    C区，位于横沟十一的南面。

    D区，在“大连坑”的东面。

    E区，位于横沟十四的北面。

    这次发掘结束时，发现A区大部分被动过，H₁₃与H₁₄之间的地区过去多次被挖掘。相比起来，B区却保存了大量夯土面，这种情况在A区没有发现。这一区的发掘使所有田野工作者相信我们早期把夯土解释为洪水沉积是错误的。C区是过去村民从不注意挖掘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发现有明显的大量夯土，与B区发现的相同；D区也是如此。

    E区有所不同，在此我们发现了两个未扰动过的地下贮藏窖，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E_l6和E_l0。E_l6中填满了青铜武器和有字卜骨。E_l0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头，包括一个鲸的肩胛骨和脊椎骨，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批遗物中发现一个象的下颚骨。石璋如在总结这次发掘时写道：

    占地约一千四百余平方公尺。……有版筑土多处，长方窖、圆窖、大灰坑等二十五处；墓葬等十八处。窖壁不但整齐光滑，而又有相对之脚窝。E₁₆圆井为本次的重要发现。遗物有戈、矛、铜范、花骨、白陶……及有字甲骨七百八十一片。

    第四次发掘的新方法证明不仅可行而且是成功的；从发现物和“卷地毯”的方法所取得的成果，都证明了两个月艰苦工作的良好成绩。这次发掘结束时，我与同事们下了决心：无论经费上会有什么困难，探寻殷商王朝建筑基础的新观念—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能为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朝代的建筑复原取得坚实的基础。对已发现的大面积夯土区进行全面研究和继续探寻其扩展部分这一基本方针，证明是正确的。要知道，探寻夯土的新过程是耗费时间的，这不仅需要耐心和——定的技术经验，而且也要有极丰富的想像力认识这长期汁划的意义，即经长期工作之后证明它的永久价值。

    这次除在小屯村遗址发掘外，同时，还派人去考察沤河河谷其他预定的发掘遗址，梁思永、吴金鼎和刘耀共同在后岗发掘。后岗是非常靠近铁路的一个土丘。吴和李光宇还负责小屯以西四盘磨的田野发掘。在梁思永领导下，后岗持续了几个发掘季，并证明是很重要的；它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阳文化以一定的顺序迭压着。在以后几次发掘，曾到西边的同乐寨进行试掘，在那里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

更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九个发掘季(1934年)在侯家庄发现与小屯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堆积，这里是洹河北岸。在安阳发掘的过程中，这里是小屯村以外第一次发现刻字甲骨的地方。

第五至九次发掘主要集中于小屯，发掘的宗旨仍是探寻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这五次连续发掘是从1931年10月到1934年3月底，田野工作队的成员和领导人经常变动(见表四)。

次

日期

领导人

田野队员

五

1931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

董作宾

郭宝钧 刘屿霞 王湘

六

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

李济

董作宾  吴金鼎

刘屿霞  王湘  周英学

李光宇

七

1932年10月19日至12月15日

董作宾

石璋如  李光宇

八

1933年10月20日至12月25日

郭宝钧

李景聃  刘{火翟}

石璋如  李光宇

九

1934年3月9日至4月1日

董作宾

李景聃  石璋如

    第五次发掘时在B区和E区发现了更明显的夯土区。E区发现的一个夯土区是由纯黄土做成的台基。这个台基横断面呈方形，方位向北，但下方遭到后来的破坏。当时我认为这很重要，所以随后的第六次发掘由我负责。这次发掘中又一个重要发现是有关建筑工程的，即发现几排末加工的大小适度的砾石沿夯土边缘规则地排列着。这些明显是用作支撑柱子的基石。这种遗迹常被发现⒁。

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前几次发掘中常遇到类似的大小不同的砾石可能也是建筑上用的。这样看来，探寻工作自然越做越富有意义。

从第七至第九次，董作宾与郭宝钧两人轮流领导田野发掘，主要目的仍是继续探寻建筑基础，当然也考察其他地下建筑。这几次发掘季更集中努力深入研究“版筑法”（即夯土筑法）发展的不同阶段。很明显，掌握这技术对殷商时期土木工程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在研究中，我们的田野工作人员学到了许多在中国已应用了三千余年的土木工作技术。

⒀石璋如：《考古年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2年）。

 ⒁这组重要遗存的最早发现是1932年6月在E区，有照片显示当时一些考古人员站在一排础石前边指点础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