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孔骨器    56

    动物骨骸    62

    人骨架

    蚌片和贝的碎片  96

    石或玉      42

    青铜碎片    ll

    铁片        10

    陶片        49

    5．发掘的范围和可扩展部分，可能包括村北和村东北的整片农田及村中，也可能扩展至村南。

    6．殷墟似形成于这个地区遇到几次大洪水之后；根据董作宾的解释，洪水源于黄河，即那时黄河河道很接近于小屯。

    7．从三个试掘地点的坑里出土了刻字甲骨：

    I区    9号坑

    II区    26、33号坑

    III区    35、36、37号坑

    董手抄有字甲骨三百九十二片，并作了不少考释，这与他的报告一起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上。(图4)

    在董作宾领导的试发掘后，笔者继在安阳发掘中担任领导工作，连续了将近九年。因此，下面的叙述有些带有自传性。

我在1928年才见到傅斯年，那时他已因五四运动而成了国内的名人。1918—一l 923年，我在美国留学，专心攻读几门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五年后回国，在天津新建立的南开大学任教。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23  l925年)。

    因自清朝以来我就住在北京，所以在天津任教时，经常来往于京津二地。在那时的大学所设课程中，人类学是个十分新颖的学科，因而这两个城市的一些学术界人士对我产生了几分好奇，常邀请我参加两市的学术会议和一些社交活动。进入社交界时间不长，我就与许多长期以来我所敬佩的专家建立了友谊。很快我就被介绍给丁文江、翁文灏和胡适，并成为中国地质学会正式会员。作为这个学会的一员，我自然有充分的机会认识许多国内地质学家和外国的科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等等。

    丁文江这时已不在地质调查所担任领导，正在管理一个总部设在天津的煤矿公司。他对人类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我的工作很关心，他建议我千万不要失去到田野收集资料的机会。所以，当新郑发现青铜器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后，他鼓励我去新郑发掘，并资助二百元(中国国内通用货币)作为田野费用。④

    于是我亲赴新郑发掘。但发掘的结果并不怎么令人满意；我仅发现一些人骨，青铜器和玉器早已被全部掠走。这最初的发掘经历没能真正把我吸引到考古科学上去，但它却给了我一个教训：做这种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现实的-和社会状况。

    1924—1925年，即我在南开教学的第二年，在北京见到了毕士博(CarlWhitingBishop)，他正在那里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寻找机会在中国搞些科学发掘。很快我们成了朋友。在这一学年，毕士博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们的田野队搞些考古发掘。经认真考虑和征求朋友的意见后，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提出我认为重要的两个条件：第一，如果我决然参加他们的活动，则应与一个中国学术团体合作并在它的主持下进行工作；第二，我没有任何义务向国外输出发掘所得的遗物—我的暗示是应在中国研究这些发现物。⑤

    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在一次社交活动中与毕士博巧遇，他热情并很有礼貌地走近我，再次谈他的意见。在这次非正式会谈中，他对我讲弗利尔艺术馆不要求我干我认为是不爱国的任何事。-和社会状况变化如此急速，为什么不在实验性基础上一道工作呢?毕士博是我印象中在北京的几个友好真诚的美国人之一，因为他的建议适合于我对学术研究的看法，我同意了“在实验性基础上”接受这项工作。这事发生在1925年春天，当时安特生的史前发现已成为北京、天津学术界谈论的话题。

    是年初，清华大学建立了一个研究“国学”的中心。“国学”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汉学研究”。我荣幸地被新创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为讲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格、赵元任等著名学者在一起。我的任务是讲授人类学。大约与此同时，弗利尔艺术馆通过它的田野发掘代表毕士博也在上面提到的谅解的基础上同意聘用我为在中国的田野发掘队队员。

    1925年冬，弗利尔艺术馆和清华研究院共同派遣我搞些田野发掘，并给我任意选择发掘地点的权力。清华大学的高年资教授梁启超是个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把我推荐给山西模范省长阎锡山，那里的-管理最为闻名，治安长期稳定。我和熟悉中国现实-和社会状况的朋友认真商量后，选择了山西省为我的第一个考古发掘地点。

   袁复礼——曾参与安特生在仰韶发掘的地质学家，听到我将去山西考古而自愿与我同行，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地质调查所和弗利尔艺术馆都赞同。袁和我在l925——1926年冬季离开北京去山西。在途中，我们拟定了考察的路线。在那时，-家和一般民众都还不了解科学，更谈不上科学考古了。所以，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不得不用很多时间和一些行政官员及当地居民谈判。我享有的任何社会和-的有利条件，大部分是由我的高年资同事提供的，或全凭个人幸运。    我和袁决定，到太原后主要沿汾河流域南行，直到山西省南边界的黄河北岸探寻考古的可能性。这里已有一条铺平的路，可利用的交通工具是骡子、骆驼倚、人力车和骡车等。我们从平阳府(临汾)开始向南仔细勘查。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人雇一头骡子驮运行李、测量照像仪器和人。山西运输的骡子以耐力著称，能驮重三百多磅，以每天二十五英里的稳定速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和袁骑骡子从临汾出发，向南漫行约一个月。在日常观察中，主要发现二个有彩陶的史前遗址，另有许多有重大考古价值的历史遗址。我把考查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新的发现向清华研究院及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作了汇报后，又奉命到山西搞发掘工作。清华研究院和弗利尔艺术馆都同意由我选择第一个发掘地点。因两个合作机构都很满意袁的帮助，所以我们俩于1926年秋又去山西。拿到必要的官方-和介绍信后，我和袁一致同意选择西阴村为第一个具体发掘点。西阴村位于夏县，是我们考察时发现有彩陶的三个史前遗址之一。我们这样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

    2．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3．仰韶文化的发现已排除了对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怀疑。

    另外，我的同事地质学家袁先生已在他调查过的仰韶遗址中取得了许多田野发掘经验。

    我以为不必更多介绍第一次发掘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情况，因这些已用英文和中文报导过了。在该遗址收集的遗物中最著名的是一个人工切割的蚕茧，这被史密森研究院的一个专家鉴定为家蚕(Bombyx Mori)的茧。⑥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在-革命高潮时的中国虽未引起特别注意，却成就了我个人的名声——工作方法现代化的、兴趣超越历史时代界限的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弗利尔艺术馆的馆长知道了我的事迹后，通过毕士博表示希望会见我，并邀请我去华盛顿。

    1928年夏我去华盛顿，与洛奇(John E．Lodge)馆长愉快会见。交谈后他答应继续支持中国学术机构与弗利尔艺术馆之间在任何考古新项目方面更进一步合作的努力。

    我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当有生第一次到香港时，我急于游览过去从未去过的广州。1928年这个城市是各种革命活动的中心。据我所乘去上海的半岛一东方公司邮轮的时刻表，在香港要停三天，这样我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容地观光广州，我这样做了。

    一到广州，我即被领去见傅斯年，那时他也正期望能与我一见。见面后他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否能任他正筹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董作宾在安阳的发现，我也对他讲了我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协定。意见看来没有多大分歧，因为弗利尔艺术馆馆长刚批准在实验性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合作。

这样，于1928一l929年冬我就开始拟定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计划。这自然要求我尽量去了解安阳殷墟遗址。回到北京后，我迫切的任务是赴开封与从未见过面的董作宾协商。当然关于任命我的事，傅斯年所长已通知了他。在开封我了解了所有董作宾能告诉我的关于小屯遗址的现状及他试掘的结果。直到现在，我与这位富有魅力、令人敬佩的同事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的头脑机智灵活，富有实践知识。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和最近的成功使他相信仍有埋藏的甲骨值得发掘。

④  当时中国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新郑青铜器的报导。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所写的《新郑铜器》一文(载《中国科学艺术杂志》1925年第三期)对  此重要发现作了一个很好的简介。

⑤  据我所知，毕士博与我之间的全部公事信件充整保存在弗利尔艺术馆的专门档案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专函索阅。

⑥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后曾回到国内对这一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进行研究；梁后来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他的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