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存的罗布人中进行调查既很困难又相当有意思。说它困难，是因为有语言和理解的障碍，误译十分常见，哪怕一句话，甚至也会出现在场有几个懂维吾尔语的人就有几种不同解释的情况。沟通也颇不容易。说它有意思，是由于罗布人告诉我们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给罗布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民国初年的新疆督军杨增新——这对我已不是新闻，在塔里木的偏僻村落采访，老人们对杨增新的怀念真使人感慨万千。在世的罗布人中最年长的库万（据推算，生于1889年）说：“老将军”（按：指杨增新）时代，“天地非常宽广”。“老将军”死了，日子就艰难了。——我因此推测阿不旦的废弃比目前公认的要晚，完全废弃是在20年代末杨增新遇刺时。罗布人对先人满怀敬意，说在阿不旦兴盛时期，“祖先讲的话能传到3天路程之外的地方去。”这是指伯克辖地广大，还是指极具权威？抑或两者都有吧！

　　回忆起阿不旦的废弃，他们仍然感到迷惘和留恋。——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又一再反复的过程。他们说，海子里的水越来越少了，打的鱼已不够食用，连芦苇、菖蒲也成片地死去。他们不得不学习放牧和种地。向卡尔克里克（若羌）的居民买来了牛羊，放着放着就成了“野生动物”，还得像猎取猛兽一样打死才能食用，——反正新疆虎已难得一见，家畜牛羊就成了捕猎的对象。老人们对世纪初的一场瘟疫记忆犹新。有的村子几乎死绝，有的村子竟见不到一个没有麻子的成年人。人们包围了染病的村落，不许任何活物离境，凡“突围”一律乱棍打死。疫后，按班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统计人口，凡劫余者，就发一丈红布志贺，并在房门钉上红布条。据清宣统元年（1909）若羌知县瑞山所写《若羌县乡土志图》“沿革”节，自光绪中期以来，当地政府努力提倡农垦，推行“种牛痘以育婴儿”的举措，罗布人逐步改变“野处穴居”的习俗。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瘟疫的流行。在罗布人的荒村，我不止一次见到过罗布人使用过的红柳针、兽夹、石纺轮、弓弩，剖了一半的独木舟，用作桥梁的芦苇捆——那都应该是博物馆的珍藏品。他们的故事，有不少是有关新疆虎和鱼王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罗布淖尔水域里有许多大鱼生存，大得能代替独木舟。每年春天，大鱼跃上岸，在沙窝里打个滚就变成了鹿，跑进胡杨林。秋天树叶落尽，鹿又回到湖里藏身。这不过是湖水越来越浅，大鱼已行动不便；胡杨林日见稀少，野生动物进退失踞，难以生存这一现实的折射。

　　塔里木河尾闾的罗布荒原是新疆虎主要栖息地之一。据认为，新疆虎灭绝于本世纪40年代，1956—1959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因在野外工作期间“未获得有关资料”，撰写《新疆南部的鸟兽》时，只列出了新疆虎的研究文献目录，未作描述。早在斯文赫定1900—1901年考察时，已注意到新疆虎的踪迹越来越少。罗布人告诉他：母老虎在产崽时最怕蚂蚁，因为蚂蚁会向未舔净胎衣的小虎发起进攻，直到杀死虎崽。近来天敌蚂蚁突然增加，所以老虎就少了。赫定进而对此评述道：“这个故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当地人坚持说它是真事，”“如果这个故事出于其他人之口，我就不应在此提及。但这是居住在这里的罗布人告诉我的，他们非常朴实，想象力也非常有限。如果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他们不会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可以推定，在19—20世纪之交，罗布荒原动植物的食物链曾被不明原因的突发因素打破，最终致使新疆虎灭绝。

　　就像马对于蒙古人一样，鱼是真正的罗布人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光怎样食用和储藏鱼，就可以列为专题。至今谈到到底是挂在“萨特玛”——茅棚里阴干，还是埋在沙子里脱水，哪种办法对保持鱼的味道更有效，他们仍然兴致勃勃。罗布人捕鱼的方式简单、直接而有效，乍听起来，湖沼的游鱼简直比养在鱼缸里的还容易捉。

　　湖水日见干涸是罗布人永远也醒不来的恶梦。如果不是罗布泊——喀拉库顺突然舍此他往，使阿不旦成为无人认领的“弃婴”，他们显然更愿意如此生活下去。罗布人的先民就是这样与罗布泊定下了生死相依的“契约”。阿不旦是罗布人童年的乐园，少年的学校，青年的竞技场，老年的归宿。而罗布泊则是楼兰民族和罗布人的摇篮和婚床。无边无际的水域隐藏着数不清的往事，稀释着因血泪、仇杀而板结的沉渣；历史只是打了个喷嚏，它就化作了天上的虹霓。而有关罗布人和楼兰民族的一切疑谜，成为20世纪的考题，等待探险考察家们为之献身。关于罗布人的历史，有很多内容我们还没搞清楚，——一部分也许永远也搞不清了。随着21世纪即将到来，真正在阿不旦生活过的罗布人已所剩无几。交卷的期限已进入倒计时，就罗布人的历史这个题目来说，我们能通过时代的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