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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县政街上的镇番铺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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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铺子的伙计早晨把门板一块块地卸下来，夜深时再一块块地安上，两个货柜外摆着４个长板凳，可供８个人坐，这种长板凳，现在已退出历史舞台，在乌鲁木齐已很少能见到它了，起码木工不再制作。货柜上放着烧酒、酒坛、提子、漏斗、酒碗。冬天，火盆上专门放置有烫酒的家什，以供过往的人喝热酒。过节了，巡警通知商家挂旗，伙计在门上由铺子西头到东头挂上一条与铺子一样长的红布，以表示庆祝。
这个时代，迪化人的生活方式与今天也大有区别。天一亮，漱洗完就有人围着羊杂碎独轮车吃杂碎。人在车子上吃，野狗在车子下面啃骨头。当时山西人的辣羊杂碎非常干净，老汤煮肉调料下得足，味道很香。清晨，山西人放开嗓子吆喝着： “丫——羊头丫羊肚子”推着独轮车，守候在镇番铺子门口。喝酒的人买上羊杂碎、羊羔肉、牛头肉拌蒜，就在铺子货柜上买酒，一面吃一面说闲话。那个时代，既没电视、又没广播、报纸也不普及，一些信息和街巷新闻都是通过这种形式传播的，它有些类似四川省的茶馆。
当时的百姓都很穷，社会上流通的钱既没有今天这么多，也没有这么方便，买东西赊欠是很普通的现象。镇番铺子货架前吊着一块称为“水牌”的铁皮，上面写着：“概不赊欠、免开尊口”八个大字。水牌反面却写着欠账人的物品和钱数。一般还了旧欠，还是可以赊点冷背货。当时赚钱很艰难，消费者购物宁愿走很多路，也不愿多出一个钱。商家没有假货，群众与商家之间都必须讲信誉。商人短斤缺两一传开就没有了生意，顾客要赖账，商人就像防贼一样防你，有些热门货他就不卖给你。当时商人的利润率都有节制，商会有人管，商人经常说“针尖上削铁”，用以说明赚钱是有限的。铺子里供着财神牌位，有时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伙计在磕头。
铺子的伙计罗圈腿，冬天一双毡窝窝，底子比唱戏的靴底还厚。棉裤上一条套裤，这人勤快极了，据别人讲，从小他就学过站货柜做生意。他把门前的街道扫得干干净净的，货柜擦得锃亮，夏天把街上泼湿，从水渠中把水桶提满；冬天扫雪，烧好火盆后，剩下时间就是摆弄货架子上货物，掸去尘土，再就是没完没了地打算盘。除了咳嗽外，几乎听不到声音，更不要说吵架拌嘴了。
我家在这个铺子里也买些小东西，如：食盐、茶叶、蒸馍用的碱等。货物一来，那个铺子的伙计会直接通知大人或我说：“告诉你大大爸爸，昨天洋火来了，要买赶快来”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商品奇缺，棉布品种几乎都能数得出来——桂子皮、铁力克、条儿绒即今灯芯绒、芝麻呢、士林布几种。老百姓多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吸烟人多数吸旱烟和水烟，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才见到伊犁四大公司的莫合烟。纸烟的品种有“炮台”、“大楼”，还有带洋片的盒装烟。每盒烟里装动物照片三分之一张，画片为犀牛、河马之类，头、腰、尾各为一段，买三盒烟有时能对出一幅动物来。当时的进口烟多为欧洲货。有英国的 “哈德门”，当时的“哈德门”和现在的略有差异。凡是在镇番铺子里买纸烟洋烟）的，都是买零根的，很少看见买整盒的，成条买烟的几乎没有，有的人买上两三根吸一根，其余夹在耳朵上。
买伏茶也很少有买一整封的，这个铺子里也都开封用秤称着卖。买煤油的人多数是端着洋灯直接让铺子里把油装在灯里。那个时代找个啤酒玻璃瓶很难，家里用的盘碗瓶罐都是西山家什窑烧制的陶制品，既笨重又不透明，瓷器家具破了留着打钯子，再把碗箍起来。大约１９４２年，迪化县大西门山西巷玻璃厂才开始做玻璃杯和玻璃瓶。市民用的地产土蜡芨芨灯芯，点着一闪一闪非常晃眼。用的洗脸的皂叫“碱胰子”，多是天津人用碱、油脂、面粉制成的。刷牙的人用食盐，也有盒装“黑人”牌牙粉卖，但那是不常见的商品。
１９４２年，盛世才第一次规划迪化街道，此时迪化尚未建市，将县政府前的那条歪歪斜斜的县政街规划为一条直线，迪化县衙门大堂前的照壁、佑堂衙门前的字纸炉、连同陈汉文的院子，包括镇番铺子都成了街心。不久以后，这个镇番铺子就消失了，也不知道它迁往何处了。
稿源：《新疆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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