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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风尘中的吐峪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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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高昌，了解它曾经具有的一个侧面，就会明显受到局限和影响。
从高昌故城斜向东北行，不用多少时间，就可以来到这依傍着火焰山南麓的小小村寨。与许许多多维吾尔族集聚的小村一样，这里也是鳞次栉比的平顶土房，排列有序；纵横穿越的小渠，在屋前伸展。桑、葡萄、桃、杏，散发着芳香。横架在村后的沟谷中，有一盘古老的水磨，仍然循着千百年前古老的节奏，在慢慢地、不停息地转动着木质的水轮……来到这静静的、安谧的吐峪沟山谷，立即会有一种出世超俗的感受，宛若进入了一个朴素的、白然的世界。
穿过村寨民居，来到火焰山脚下，看到一条明净的河水，穿过火焰山峰峦的阻碍，奔来眼前。掩覆在这些峰峦岩壁上的洞窟，赋予了吐峪沟山水特殊的魅力，使它在新疆文化史上占有了特殊的一页。
我们循沟而进，攀援石壁峰峦，寻觅那一座座满身历史伤痕的洞窟废墟。古代供僧侣及善男信女们往来礼拜佛寺的曲径，早已掩覆在碎石乱草之中。洞窟内道道遗痕，斑斑斧迹。从沟东到沟西，粗粗转过一圈，仍可见洞窟四十多座，这不是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因为这里是地震区，历史文献上就有过地震毁坏石窟的记录。堆积在山脚的高高的碎石、沙砾，总让人与曾经发生过的地震灾害产生联想，可能还有其它洞窟，仍被深深覆埋在沙砾之中。伊斯兰教传人以后，圣战不断，被毁灭的异族文化不少，作为弘扬佛法的宗教壁画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现有的46窟，沟东21，沟西25。它们互相错落叠压，散布在两岸峭立的石壁中。
风雨中的变迁
在新疆地区现存的十多处佛教石窟遗址中，吐峪沟石窟是建窟较早，保存早期的壁画、遗迹较多的一处，吐峪沟因此备受人们的注意。这里的石窟、造像，最早出现在魏晋、十六国时期。沟东一区残窟中还保留着一幅佛本生故事图，也留下了部分汉文榜题，可以看清楚的文字有“尸毗大王、昔有国王名曰妙光，为一切……”等字样，它的书体风格，与新疆地
区所见晋简及敦煌莫高窟中所见晋、十六国卷子中的书体，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说它们是同一时期的文字书体，当无异议。
吐峪沟石窟，在沮渠氏家族知名人士王于吐鲁番盆地时（443一450年），曾经有过繁荣兴旺的一页。5世纪中叶，沮渠氏家族在河西立足不稳，率领残部向西迁徙，在吐鲁番站稳脚跟。公元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他去到高昌故城东边的吐峪沟开山凿洞，恭身礼佛，因此吐峪沟石窟，在南北朝时期，成为高昌王国最高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之一。
进入唐代，吐峪沟山谷两岸的佛教洞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保留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残本，对吐峪沟石窟有很具体、形象的描述。从《西州图经》描述可以了解，在吐峪沟中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它们背依危峰，下临清溪，四周绿树掩映，佛寺、禅院密集，烟火不断，人们在沟谷深处，竟难见星月。佛寺中的高塔，耸人云霄；横跨沟谷东西的桥梁，如彩虹在天。人们返沟谷东西如履平地，毫无攀援、跋涉之苦。唐代吐峪沟这种兴盛异常的宗教氛围，和今天吐峪沟破败寥落的佛窟禅院形成强烈对比，引发人们的不尽遐想。
今天的吐峪沟石窟寺形象，与《西州图经》中通过文字描述所展示的画面，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不论是耸立雁塔，还是那饮汉彩虹，都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高低错落、依山展布，曾曲径通幽的区区佛寺，除一些残窟断垣可大概指点他们的遗迹外，也早就没有了自己的特征，这一切的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它遭遇的最初、也是最大的一次劫难，大概是在15世纪伊斯兰教进人吐鲁番地区时期。伊斯兰的武士们，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视为异端的佛教思想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打击。这次打击。对佛教势力在吐峪沟的存在及活动是致命的，但并没有因此使这一沟谷中的佛教胜迹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天灾人祸，使这佛教圣地一撅不振。
1905年，勒柯克说，在吐峪沟，他还见到一座大型佛教庙宇，它像燕巢似的紧紧依附在近似垂直的岩壁上。而1916年发生在吐峪沟的一次强烈地震，使这区庙宇整个堕人了峡谷，再也不见了踪影。
动荡和浩劫
涉足吐峪沟山谷的外国人，最早的一个，应该是俄国植物学家雷格尔，他是彼得堡植物园的负责人。早在1879年，他就到了吐鲁番和吐峪沟，在他回国后发表的考察报告中，除连篇累犊的介绍植物材料外，还介绍了他在吐峪沟中见到的石窟寺。4年以后，根据这一线索随后来到吐鲁番的俄国人罗洛夫斯基、科兹洛夫，深人到吐峪沟石窟寺中，带走了不少回鹊文、汉文文书及其他佛教文物资料。1897年，俄国考古学家克列门兹来到吐鲁番，也没有忘记到吐峪沟，他在离开吐鲁番回彼得堡时，同样是带走了精美壁画及古代经卷！
从对吐峪沟石窟寺侵扰次数最多，造成破坏最严重这个角度去分析，首当其冲的要数德国人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其中尤以勒柯克为甚。格伦威德尔作为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学者，他主张，对古代艺术品完整地、科学地认识，应该使艺术遗迹保存在原地；对一个遗址地点要求得到科学的了解，必须完整地测量地图，绘画遗迹，如实地摄影，完成科学报告等，如壁画等文物学术价值高，也可以进行临摹复制。而勒柯克完全不管这些，对格伦威德尔在一些遗址点上阻止他割剥壁画、敲砸塑像的行为，他内心深为反感。他到吐峪沟石窟寺，就是以割剥窃取这里最精美的佛教壁画，作为自己最主要目的。正是在勒柯克和他的助手巴塔斯的粗暴行为中，吐峪沟石窟中残存的壁画，又遭受了一次新的劫难。
在这个回环曲折的山谷中，勒柯克还找到了一间封闭的石窟密室，其中封存着不少唐代的佛教典籍，勒柯克将它们满满塞了两麻袋，作为“考察成果”连同其他一些勒柯克自称的“惊人的刺乡品”，一并运回了柏林。目睹勒柯克窃走的大量精美文物，格伦威德尔深深感到了它们重大的科学价值。1907年，他又到吐鲁番、吐峪沟详细进行了测量、拍摄、临摹，以补充原有资料之不足。
在对吐峪沟石窟残酷施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本人橘端超和野村荣三郎。1903年，他们受大谷光瑞的派遣，到了吐峪沟，在这里进行发掘，得到了一些佛经；1908年，他们重来吐峪沟，出钱雇用了35名农民，分成五组，对20多个洞窟进行了相当“干净”的搜掠，窃走了古代文书、写经、铜佛像、刻花砖等珍贵文物。南北朝时期的沮渠安周写经，就这样到了日本。
与搜掠新疆文物有密切关系的斯坦因，自然也不会放过吐峪沟。1907年和1914年，他先后两次，在吐峪沟进行了绘图、测量、盗掘，“找到了不少好看的壁画和塑像残片”，运到了印度……经过这么多次反复的洗劫，吐峪沟石窟会是一种怎样的面目，人们是不难想象的。
宗教存亡史
今天的吐峪沟石窟，还是一种大劫以后，没有恢复过来的悲凉景象。方形、长方形而中心有立柱、纵卷顶形的一层层洞窟，不少窟体还是相当高敞、宽大的。有中心柱的佛窟，塔柱四面有龛。窟、龛之中，本来应该是庄严的佛像和色彩纷呈的壁画。而如今，却大都是破败零落，偶见佛像绘画，也是残脚断臂，少眼缺鼻，难觅完整的形象了。
中心柱窟，用佛教的观念，也可以称之为“礼拜窟”。巨大的塔柱，实际上将洞窟一分为二，前后形若两室。甬道可供僧侣、信徒回旋礼拜。纵卷顶式石窟，造型近似同吐鲁番地区常见的居民屋宇，窟分前后室，所谓后室，只是一处十分狭窄的小洞。这里还可见到不少小形僧房。唐代文献《西州图经》，除说到这处丁谷窟有“寺一所”外，并说还有“禅院一所”。从这既可以看到禅宗的影响范围，也能看到当年新疆和祖国内地相当紧密的思想文化联系。
经过种种劫难，曾经盛行一时的吐峪沟石窟寺及“丁谷”窟禅院，留存至今的遗迹、壁画确实不能算是很多的了。但劫余的残窟中破损的画面，以及汉文并其他文字的标题，还是可以给人们以不少启示及联想。在一孔残窟内，有一处“开觉寺”的题铭，残存的壁画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图像，自顶而下，一半为血肉之躯，生命在搏动；一半却是森森白骨，让人毛骨惊然。这种绘画可能是一种佛典依据，直观体会其艺术语言是：别看红颜色彩，肌肤如玉，实际富贵如烟云，人生易逝，谁也难免转化为森森白骨的命运。
在吐峪沟西侧山坡上，还保存着一区伊斯兰教的“七贤祠”，当地维吾尔语称“阿萨普尔”。据说是穆斯林先贤亦木乃哈等人，在很早以前来吐鲁番地区宣传伊斯兰教时，逝于吐峪沟故埋葬在此。陵墓，是很典型的伊斯兰特色。至今，这里的麻扎仍受到虔心的崇拜。据称，对于虔诚的穆斯林，它颇有灵性，可以帮助他们解脱危难；而对于居心叵测的异教徒，则会施以惩罚。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到吐峪沟考察，听当地维吾尔老乡盛传：勒柯克在吐峪沟时，曾想进人麻扎，刚刚迈步人门，即满头大汗，心慌腿软，恐惧不止，赶忙退出门外。这究竟是一次偶合，还是民间的传说，今天已不得而知，但盛传的这个故事，总是表达了善良的吐峪沟人民，对勒柯克在这里粗暴破坏佛窟壁画、窃取文物的行径，内心曾有过的愤怒、咒诅。
吐峪沟两岸崖壁上那些破败、零落的石窟废墟，凝聚着古老的文明和历史的风霜。它满身的凿痕，同样有着丰富社会历史内容的烙印。如今，它已在文物部门的关心、保护下，逐步复苏着生命的光辉。吐峪沟水，和千百年前一样，仍然明净得如一面镜子，映着星斗，映着岁月，也映着两岸的洞窟遗址，它目睹并经历了吐峪沟历史文化的繁荣和兴衰。
来源：国际大巴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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