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泰厚”是伊宁当时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字号。12月22日下午，我来到刘学忠家，他是“玉泰厚”创始人刘世斋的孙子，今年62岁了。刘学忠的母亲穆新源已88岁高龄，头发花白，坐在一辆轮椅上。4年前，她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偏瘫。

　　清末民初，刘世斋挑着担子，从杨柳青一路做小买卖走到伊犁，开了“玉泰厚”京货店，经营京货和药材。后来看到对俄进出口贸易利润大，他就和当地的维吾尔族大富商玉山巴依合作，把伊犁的棉花、羊毛、皮张、马尾等上百种货物销往天津，又从天津买来各种京货运到俄国，获利颇丰。

　　因新疆钱币在内地不能流通，刘世斋就将大批资金换成金条、元宝等，在羊毛、棉花包内夹藏运回天津，再到各银号、钱庄兑换现钞使用。1932年，刘世斋到关内进货，在途中碰到马仲英部队打仗，夹藏了千两黄金的羊毛被洗劫一空。刘世斋连惊带吓不久辞世。从此，刘家家道中落。

　　1935年，盛世才政府在现伊宁市红旗路一带建立了“新疆裕新土产公司伊力分公司”，在伊所属各县均设有办事处，专收各种土产运销出境，并转销本省各地。

　　当时，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伊犁民汉商贾纷纷投资实业和教育，杨柳青人也掀起了办实业的热潮。1935年2月，由当时的伊犁商会会长杨振山、孙仲卿、晏恩波等人发起，杨柳青人和当地富商集资创办了“伊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2月19日，我在一个发黄的小册子上看到了一段夹杂着繁体字的文字：“伊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5年(民国24年)建成，维吾尔族富商吐达洪巴依·阿拉麻伯克任董事长，在苏联领事馆工作的格列宾克任经理，晏恩波任副经理。股本由伊犁13个民族合股，苏联与中方合同上注明苏方贷款5年，中方给苏联交皮毛牲畜等物，每股25元(以墨西哥银元为准)。交羊抵股的，以七个半腱羊为一股。晏恩波的儿子晏鸿林说，这是父亲83岁时根据回忆写下的。

　　到1937年，“伊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创办了电厂、火柴厂、火磨、煤矿等。

　　当年的电厂就是如今伊犁电厂的前身。1937年厂子建成时，只有一台120千瓦时的涡轮发电机，后来又增加了两台120千瓦时发电机，年发电量为50千瓦时。1940年，盛世才将私股还结，改为伊犁实业公司。1945年1月，三区政府又改为伊宁实业公司，电力生产车间改为电灯厂。解放后，这里又改为伊犁电面厂。12月21日下午，我来到这里时，这里已成了粮食局的家属院，当年的厂房已没有一点踪迹了。

　　酿酒业在清代末期开始兴旺起来，刚开始是家庭小作坊式的。杨俊甲回忆说，当时较出名的酒坊有东梁街以肖明家为主的“五家联营”酒厂、汉人街崔家的“公庆和”酒厂等。

　　“公庆和”是杨柳青人崔松年开的老字号，崔松年来伊犁时经营京货，后来，他看到伊犁没有酒坊，而酒的需求量较大，于是就招募技师，在汉人街建了崔家烧酒坊。因为他酿酒用的是后滩的泉水，酒味醇香，很快就畅销伊宁市场。

　　但这些酒厂设备简陋，每家年产白酒仅4—5吨。解放后，以这些酒厂为基础进行了公私合营和管理整顿，使酒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据说后来的“伊犁河”酒厂就是以这些酒坊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同益涌”酱醋坊也是个老字号，老板王作宾是伊宁市最早经营酱醋的人。他从天津请来名师，做的酱醋远近闻名。除酱醋外，“同益涌”还经营点心。这里的点心有槽子糕、江米条、蓼花糖、芙蓉糕等，还专门为中秋节做炉桃、寿桃。点心一包5斤，包装纸上印有字号。那时，伊宁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如能提上“同益涌”的大八件、小八件，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

　　除了“同益涌”，卖酱醋的还有在汉人街大桥板子附近开店的周恒春、杨志超酱醋房以及范大爷酱醋房、于家酱醋房。

　　彭恩庆在搞商业的同时又办了翻砂厂，制造简单的机械、铁犁、农具，为提高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老人们说，公私合营后，伊宁市翻砂厂就是以此为基础建起来的。

　　此外，刘谟彬、李质卿生产的“鸡”牌莫合烟很受欢迎，当时，各个小商店都到厂里去批发，产品供不应求。看到烟叶市场好，尚相臣也从苏联引进机械，开始生产纸烟，同时还搞对外贸易。

　　12月21日，杨俊甲带着我来到伊宁市新华东路汉人街。他说，60年前，这一带叫东门外，汉族人聚集在这里开店，到处是一片红红火火的景象。“祥和”、“悦来居”是当时著名的“大馆子”、“小馆子”，高敬的“德合聚”饭馆，还有后街魏大宝开的“宾香春”以及汉人街“新华楼”，都是烹饪技术精湛、能承办喜庆筵席的大饭馆。边文奎开的锅贴店皮薄馅大，又香又脆，为当时一绝。南叉子王家、宋家、武家的点心，高家的火烧，李家的卤肉，安家的油条、油饼、油馓子，倪老汉的干鲜果品，都是当时的名吃。

　　如今，这里是熙熙攘攘的维吾尔族商贩，杨柳青人当年的风光已随岁月远去，了无踪迹。

    ⒉回首往事感慨多

　　在伊宁市解放路五巷，晏鸿林家有一个近一亩的大院子，院外两棵老榆树和院内的松树、枣树，都是父亲晏恩波1964年亲手栽的。40多年过去了，松树满身是疤，如创伤累累的斗士。

　　1988年，原土木结构的房子塌了，现在是重新翻建的，但还能看出老四合院的布局。自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晏家的先祖晏万贵“赶大营”来到伊犁，至1985年，他在伊犁的后代已有104人。

　　12月19日下午，晏恩波在伊宁市的儿女晏鸿文、鸿书、鸿铭、鸿林、鸿珍聚在一起，回忆了父亲坎坷而辉煌的一生。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晏恩波的父亲晏万贵汇入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大潮中，挑着货郎担子来到伊犁，后来，把全家都迁到伊犁，在宁远（今伊宁市）铁匠街开小杂货铺为生。晏恩波子承父业，开京货店的同时还收购皮毛运到天津，再将天津的绸缎、茶叶、百货运到宁远，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后来，他在当年的塔塔尔买里(今红旗路)买地建房，做皮毛生意之余又开始搞实业，与人集资创办“伊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又从苏联运来机器，开起了织袜厂，产品主要外销苏联，还在昭苏县办起酪素厂。这是晏恩波创业的黄金时代。

　　晏恩波是个新派人物。我在晏恩波1925年夏天时和友人合影的几张老照片上看到，大家都穿着长袍马褂，唯有晏恩波穿着新潮的短衣。

　　晏恩波非常热心教育。1932年夏天，天津商人集资创办了三民小学，三民小学用的是新式课本，开设了语文、算术、图画、体育，每天还有一节维吾尔语课，晏鸿书就在三民小学上过学。那时，人们的思想不开化，虽然上学不要学费、吃饭不要钱，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让孩子上学，学校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学生。见此情景，晏恩波就赶上马车挨家挨户去接送孩子。

　　1935年，由新疆省教育厅拨款，天津杨柳青人和各界商户踊跃集资建校舍，又成立了省立伊宁中学校(俗称五族中学)。校舍落成时，晏恩波专门照了照片留念。

　　“三区革命”后，由于伊犁与国民党统治区交通断绝，关内商品难以进入，使汉族商户大部分临近破产。不少人借三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和谈之机变卖所有家产离开伊犁，滞留的汉族商户也只能维持门面，伊宁大、中商户大量减少。

　　晏恩波全家包了一辆用羊毛换回来的苏联卡车走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又换乘一辆美国产“大道吉”到达兰州，后滞留在兰州，靠变卖随身物品维持生活，直到1950年新疆解放后乌伊交通恢复，晏恩波一家才又回到伊宁市。在伊犁，晏恩波又开了“启新运输商行”，有十几辆马车和四五辆汽车，从伊宁往霍尔果斯口岸运货物。

　　晚年的晏恩波积极参政议政，曾当选为州人大代表。他在院里专门开辟了花房，院里、屋内种满了各种花草，还养鱼、鸟，喂了几只灰鹤，尽享天伦之乐。

　　晏恩波生活在维吾尔族人中间，他们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在一张1982年拍摄的照片上，晏恩波和老朋友牙生江、沙木沙克、吾甫尔江一起兴致勃勃地看昙花。

　　1984年11月，85岁的晏恩波走完了人生历程，阖然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女们过“头七”时，一定要请他的少数民族朋友们来，按伊犁少数民族的习俗过“乃孜儿”。

　　据老人说，“赶大营”的人客死新疆，一般先寄埋到当地的公墓里，无公墓的地方便将棺木放在野外荒坡上，周围用土块砌起来，使尸身逐渐变成干尸，眉发皆具，筋骨相连，形若木乃伊。几年后要“起灵”运回家乡，入葬祖茔，即所谓落叶归根，不能做“外鬼”。王瑞云的爷爷王典魁就是专门赶大车拉死尸的，他每年春天将“赶大营”来到伊犁的杨柳青人的家属带到伊犁，秋天又将客死口外的杨柳青人拉回故乡。

　　12月30日下午，我来到王瑞云家，他今年76岁，老家在天津杨柳青西区大蒋庄。光绪末年，王瑞云的太爷来到绥定（今霍城县）。民国8年，天津闹水灾，王瑞云的父亲王兆祥来到伊宁。他先给绸缎铺做学徒，后来自己买了两头小毛驴，拉着烟叶、盐、茶叶，到牧区去收皮子、羊毛，然后卖给大加工厂。积累了资金后，又在昭苏圣佑庙附近开了京货铺。

　　到1943年时，王兆祥已经成了拥有上千只羊、几百匹马的牧主了。“三区革命”后，他也受到很大的冲击，1958年公私合营后，他成了一名普通的店员。

　　1948年，王瑞云与杨柳青女子徐连珍结婚，生育了5个子女，他们都在伊宁市，分别在电厂、毛纺厂、汽车公司工作。

　　“复兴德”也是京货店中的一个有名的字号，老板王之光的父亲是“同益涌”酱醋坊的老板王作宾，父子两人各创出一个名字号，这在杨柳青人中还不多见。12月22日上午，我来到王作宾的孙女王伟瑄家。王伟瑄今年76岁，头发花白，身体瘦小，她家是两室一厅，陈设非常简朴。

　　谈起当年家业兴旺、生意兴隆时的情景，王伟瑄说了两件事：当时伊宁市私人汽车很稀罕，而王之光有5辆；当时没有几个人见过电话，而王之光家里却安装了电话。

　　王之光通晓维吾尔语、俄语，在商界威望很高。1938年被商家选为伊宁商会会长。他热心公益，用商会集资办学校、修路，做了很多好事。

    1942年，盛世才撕下伪装公开投靠国民党，以阴谋暴动罪为名捕杀-党人和进步人士，王之光也被抓进迪化监狱关了3年。王作宾思念儿子，急火攻心不久病逝，王家从此中落。后来，王之光获释出狱，在迪化做些小生意，解放后回伊宁，1962年去世。

    王伟瑄曾是当时有名的大家闺秀，19岁时，她和杨柳青人杜钰麟结婚。

    杜钰麟的祖父杜万鹏也是“赶大营”来伊犁的杨柳青人，以给人站栏柜(当伙计)为生。杜万鹏的儿子杜凤祥18岁时到伊犁来找他，后在“同益涌”酱醋坊挑水为生，存了钱后，开了一个杂货店。杜凤祥头脑很灵活，他发现卖帽子很有市场，就专营帽子，除当时流行的款式外，他还做船形学生帽、军帽和少数民族喜欢的皮帽，生意越做越大，就在大桥上买了一所房院。“三区革命”时，他逃到兰州。1950年回伊犁后，在银行和医院工作过，1986年在人民医院退休。王伟瑄和杜钰麟有6个孩子，都在伊宁市工作，儿女很孝顺，加上退休工资，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⒊社火庙会古韵幽

　　据杜钰麟和王瑞云回忆，宁远城建于乾隆年间，城围四里七，城墙高一丈六七，城四面有大青砖砌的拱门，顶上有二层门楼，四角有兽头。城外还有一个木栅栏修的外城。城门上方的正中，用砖雕着城门的名称。东门名景旭，在现在的州药材公司；南门名嘉会，在新华医院南侧；西门名环赢，在青年街市场门前；北门名归极，在州电信公司转盘附近。城墙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毁弃。

　　1934年，伊犁屯垦使公署从惠远迁至伊宁后，伊宁成为伊犁-、经济、文化中心，城内驻有政府机关和驻军营盘，维吾尔、汉、回等各民族杂居，四条街上商铺林立。很多老人从杨柳青来到伊宁时，就从东城门进的城。

　　春天冰雪消融之时，城门洞子里的泥巴有几尺厚，人不坐马车就进不了城，所以，人人都有长靴和套鞋。听老人说，有一年，泥太厚，一头驴在城门洞子里摔倒后，在泥浆中起不来，被呛死了。

　　那时，小小的伊宁遍布各地会馆，民间艺术和庙会活动很活跃。

　　继杨柳青人之后进入伊犁的汉族人越来越多，将内地各种先进文化和民间习俗、技艺带到了伊犁。他们先后在伊宁城建起了城隍庙、关帝庙、方神庙、火神庙、娘娘庙、岳王庙、龙王庙、鬼王庙八座庙宇。这些庙宇和维吾尔族的拜图拉大寺、回族的陕西大寺、俄罗斯族的东正教堂遥相对应，给伊宁市这个多文化、多信仰并存的边城更增添了文化特点和魅力。

　　杨俊甲说，城隍庙在城西南，现三中院内有庙门。前院有正殿、厢房，整个建筑主次分明，大殿造型美观，砖瓦结构，雕梁画柱，飞檐叼兽，两侧厢房对称，距离大殿30多米外是向南庙门，有场地和戏台，庙门有门楼，砖柱石砌围墙，黑漆大门，门上吊着虎头门环，显得极为庄重。

　　龙王庙在杨柳青人聚住的东梁，有庙门、庙院、大殿、厢房，砖木结构，大殿门窗都有雕刻，油有古铜色油漆，结构精美。大殿正中塑有四海龙王的泥像，十分威严，两侧墙上绘有龙王在空中呼风唤雨的形象，每年阴历二月初二是庙会日，善男信女上庙进香，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唱戏庆祝。若逢久旱无雨，官民都要上庙求雨，场面宏大，肃穆，壮观。

　　在南叉子有娘娘庙，建筑格式与其他宙宇相同，不同的是塑有三霄娘娘，围绕大殿外修有99个关洞，里面漆黑，必须弯腰低头才能钻进去。王瑞云说，有孩子出天花、求子之人，或是进香还愿者，都要钻洞进出。

　　阴历四月初八是娘娘庙会日，每年的这一天，晏鸿书都跟着奶奶、母亲去绥定(今霍城县)大西沟的福寿仙庙烧香。他们赶着马车，带着帐篷到山里住下，一个庙一个庙的烧香。大西沟风景优美，大户人家的妇女一方面为家里祈福，一方面在这里游玩，来去需要近半个月时间。

　　1939年，伊宁遭过一次大水，这些庙宇渐渐荒废，解放后，城市扩建，这些庙宇就不复存在了，只有老人还记得当年的盛况。12月21日下午，我和杨俊甲在伊宁市寻找当年的庙宇，但没有找到一点踪迹。住在新华东路七巷二号的张学礼83岁了，他说，他1954年搬到这里来时，这里的龙王庙、关帝庙就没有了。

    老人们记忆中最壮观的场面是阴历七月十五，这一天是城隍爷巡视日，道士、和尚提前一个月就来布施，商号、民众积极参与，行善积德。据晏鸿书回忆，这天，家家户户扶老携幼而出，街上人山人海。轿内坐着城隍塑像，由人抬着在大街上巡游，所到之处，沿街两旁的善男信女皆鞠躬行礼，以示敬畏和欢迎。人群中，有穿长袍马褂，大裆长裤，白布袜子，黑扎腿，黑布鞋，头戴瓜皮帽的男人；有穿旗袍、绣花鞋，盘着头的汉族中年妇女和留着大辫子、扎着红头绳的姑娘；还有穿着民族服装来看热闹的维吾尔、回、哈萨克、俄罗斯、塔塔尔等族人，大家又唱又跳，喜气洋洋。

    除了城隍爷巡视，伊宁、惠远、绥定各汉族商会会馆在阴历正月初一、十五，或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四月初八、七月十五都要组织庙会活动，并有社火表演，由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各会馆联合举办。

    杨俊甲说，1936年以天津会馆为主的各汉族商会会馆还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秧歌。这天，汉族人仿照东北大秧歌的形式，化装成汉、满、蒙、回、维吾尔、索伦、哈萨克、俄罗斯、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等14个民族的人，载歌载舞。街上人山人海，轰动一时。

    后来，杨柳青人组织各界人士开办了三民电影院。杨俊甲和杜钰麟记得，那时的电影拷贝大多来源于苏联，上演《神童子》、《渔夫和金鱼》等。抗战爆发后，新疆成了大后方，大批进步人士来到伊犁，使伊犁-、文化进一步发展。这时，引进了国产片《古城烈女》、《壮志凌云》、《血战台儿庄》、《渔光曲》等，同时也上演《淞沪抗战》等大型纪录片，报道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活动和募集冬衣救济灾民的情况。

    这时的戏剧也有了很大发展。杨柳青人在汉人街后滩(现中亚市场)建了文化舞台，成立京剧团。当时，一有新戏上演，看戏的人就把场子挤得满满的。在戏园子里卖杂食和干鲜果子的于老汉、张老汉提着糖果、瓜子到处走，雪白的热毛巾在人们头上飞过，准准地落在顾客手上。那种热闹劲，还像昨天一样，老人们现在提起来还念念不忘。

    ⒋百年兴衰“德心堂”

　　12月22日下午，市人民医院退休医生张守义给我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是1930年“德心堂”在惠远城东街设店时照的。照片上，惠远“德心堂”总经理戴伯良和张守义的父亲张少山、掌柜张配如等7位创业者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脚穿黑棉鞋、白布袜正襟危坐。身后，那花雕窗格子、四梁八柱的四合院就是当年的“德心堂”药店。

　　伊犁中医药始于清乾隆年间，成长于光绪年间，兴盛于民国，到了盛世才统治新疆时，已走向衰落。

　　清咸丰年间，绥定城虽百业发展，但中医药却很少。那时还没有人重视本地药源，没有采集使用，所以，仅有的一家小药铺还药品奇缺，各族人民看病吃药非常难。

　　随军“赶大营”进疆的有一位来自天津杨柳青的戴先生，他不仅通晓药物知识，而且懂医术。戴先生目睹伊犁缺医少药的现状，心生行医售药之念，便在他经营“兴泰和”酱醋作坊的基础之上，与天津药材行沟通了药源，又开设了中药经营业务。由于他懂行，讲究地道药材，重视质量，童叟无欺，赢得各族患者的好评。“兴泰和”很快发展成为当时伊犁九城药材批发中心。

　　随着“兴泰和”和其他人对中医药的推行，一些商家开始经营中草药，中药材铺面便在伊犁各城相继开业。

　　清光绪九年(1883年)，在惠远老城被毁之后，伊犁将军历经十年，又在惠远城西北方修建了新城，将军府也随之迁至惠远新城。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官费补贴的措施，许多商家便陆陆续续迁入了惠远新城。惠远四条街上商铺林立，景象繁荣，而绥定则显得萧条了。

　　当时，从天津杨柳青来的谭宝和、郭相甫两位商人经营“德兴隆”杂货店，后觉得中草药大有前途，便与李春华、刘天成等人合伙集资在同一条街上买了一所房院，开设起了“德心堂”药店。他们请来原将军府的军医萧弼臣坐诊，萧弼臣先生对中医药皆通，诊病细致、经验丰富、方法灵活，不仅深受各族患者的好评，而且常为官府人员诊治疾病，是当时一位名医。

　　由于他的作用与影响，“德心堂”的生意越做越兴隆，营业范围不断扩大，同时还新添置了制药设备，修建了作坊，增加了人员，自制丸、散、膏、丹剂型。

　　几年后，由于经营范围不断扩大，资金的不断积累，“德心堂”大大超过了“兴泰和”，而且在天津设立了分庄，为伊犁组织货源，办理运输。

　　“德心堂”特别重视药品质量，无论何地药材产品，都要地道货，每种药都配备药签。根据标准饮片的片型特点描绘印制的一种小片，注有图案、性味，与实物饮片的纹理特征完全相同，不仅有利于病人识别药物，也可以杜绝以假充真。同时，不断改进工艺，由小量加工剂型逐步扩大到配制四时常用成药，由简单包装发展到蜡壳封固，一时跃居同行业之首。

　　1934年后，许多商家迁入伊宁，“德心堂”开店于大桥边(现在的新华东路)东西大街之中。这条街是闹市中心，商业网点集中。“德心堂”租有三间坐南向北的铺面，后院还有几间房屋。正门上悬挂着耀眼的金字牌匾。开业后，萧先生也随之迁来，坐堂应诊。

　　当时，在伊宁市经营中草药的有“德泰义”、“泰和堂”、“复庆和”、“玉泰厚”和“同志堂”，这几家药店的创业者也是“赶大营”来伊犁的。

　　徐德明是萧弼臣的徒弟，曾在“德心堂”坐诊，公私合营后进了联合医院。联合医院就是今市人民医院的前身。

　　1956年2月，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德心堂”经理张配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立了“公私合营德心堂药店”，实行了中医药全行业公私合营。合营后，在药材公司的统筹下，成立了伊犁州制药厂。

　　1959年，“公私合营德心堂药店”又与联合医院合并，改为中医科。文化大革命时，“德心堂”名称被破除，改为解放路药店、新华药店。

　　如今，新疆已成为天津杨柳青人的第二故乡，他们的祖辈离开天津时的印象，早已成为过去。但任凭天山远阻，岁月悠悠，塞外赤子的绵绵乡情是永远不会割断的。

　　张配如的儿子张建树在伊犁毛纺厂工作，现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张守义家的三个孩子，除了张振芳当教师，张振武和张振霞都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和千千万万的杨柳青人后裔一样，继续在边疆生活、工作，与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建设着美好的未来。

　　“赶大营”，使久已尘封的“丝绸之路”东段重新恢复了活力，在祖国的大西北留下了一道绚丽的经济和人文风景线。

　　“赶大营”，伊犁的辉煌，天津的骄傲！

    （记者燕玲）
   稿源：伊犁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