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院墙突显出遗址内诸多院落由高到低，呈阶梯状分布的特点。城内有南、北向主干道，西侧的一条通向以 F30 为中心的院落。院落南部建有石砌的“门关”，中部内凹。清理发现，“门关”两侧各安放一块凿有圆窝的石头，窝内旋转摩擦痕迹清晰可辨，是为门轴。据此推测，当时可能安装有能够双扇开启的大门。门道地面铺砌石板，踏痕宛然。 F30 的位置几近遗址的最高处，为一石砌双圈建筑。而外圈石墙也只有外边垒砌整齐，内侧填土。其意义更像一个土石混筑·的台基，台基上砌一单圈建筑。单圈建筑内发现多层加工的硬面，最上层抹白灰。该房址在遗址中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或意义。特别是遗址中较大的石砌灰坑底部往往有一个人工硬面，硬面上往往发现 1 — 2 个柱洞。而圆形建筑基址却几乎不设柱洞。从平面布局看，此类石砌建筑遗迹基本上只有一层，仅东部靠近坡下一段叠压打破现象较为复杂。此外，在挖开的探沟内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且部分地段文化层堆积很厚。但为了保存上层遗存的完整性，一般不再继续向下清理。
城墙清理了 140 米 ，南侧坡下还有大约 15 米 尚未发掘。在城墙外侧发现了 15 个“马面”。城墙的筑造方法：北城墙的一段两侧用石头包砌，内填黄土；但外侧高峻，内侧较矮。外侧现存 3 ． 5 — 4 米 ，内侧稍高于城内地面。而东城墙只在外侧砌石，贴附在内侧的黄土台缘上。这类石城的城墙形制与我们所习见的一般意义上的城墙有所不同，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凸起的高台。而所谓的“城墙”，事实上也是一面高耸的护坡石壁。城墙外侧砌石至少有 2 层，有的地段 3 层，形成厚约 2 米 的石壁。由外而内倾斜砌筑，向上逐渐收分，倾角约 70 — 80 度。马面的形状作马蹄形，体量高大，多数用 3 圈砌石，少数为 2 圈砌石，马面石壁与墙体石壁交错砌筑，坚实紧凑，向上亦有收分。大型马面中心用黄土填实；只有个别马面不分层次，一次性砌就，状如石垛。值得注意的是：马面间的距离靠的很近，约 2 — 4 米 。此外，在 6 号与 7 号马面间发现一处踩踏坚硬的地面，疑为一处进出的通道；与此相应，在 11 号马面上也发现了一处阙口，为连通大小城的通道。
小城占地面积约 1585 平方米，整体呈不规则形。四周都环列着石筑的城墙，但与大城相邻的西城墙构筑十分简便，其南段甚至仅以一排列石作为彼此之间的界限。南城墙的西端直接与大城的东墙相连接，但在南墙上现存一处缺口，这里正值山水排出处，基岩-，原始的情形已难明了。或有门道、水关之类的，设施亦未可知。在小城的东、西、北面总共发现半圆形马面 10 个。只有南城墙上不设马面，但在墙根处发现 2 具人骨，相距 10 米 ，皆头东脚西，仰身直肢，紧靠墙根放置。总的来看，小城无论城墙和马面较之大城都比较矮小简陋，砌墙的石块仅只一层，马面的体量也小了许多，有的直径约 2 米 。城内空置地增 多，残存的建筑基址只有 5 处。
根据对周边同类遗址的仔细调查得知：这种大、小城相配置的建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从出土遗物和城内建筑形制分析，也可以肯定他们是一种共存关系而非前后为继。这种现象应该是当初的先民在规划建设聚落时出于某种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它反映的是一种观念，此点对解释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类遗址的功能和性质至关重要。
出土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等数百件。个别双圈建筑的回廊内集中出土磨棒、饼形器、石球、斧、铲等物，多是粗经打磨的半成品，一般靠近内、外墙墙角摆放。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有：出土于 F21 圆形建筑基址内的一件石磬，叩之清脆激越。另有 3 幅岩画。第一幅为双漩涡纹，局部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建筑的石墙之下；第二幅为双漩涡纹和折线条组成的颜面纹，刻在通道中央的一块基岩上；第三幅是一块由密集圆窝组成的图案岩画。由于这批岩画系发掘出土，依据他们在遗址中的埋藏层位，可以确认这些岩画的作画时间至少应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同时或更早。此外，在一些建筑基址的活动面上、窖坑中乃至陶器的腹腔内经水洗浮选，发现了多量炭化的谷物籽实，专家鉴定有粟、黍、豆科类等种属。
赤峰境内的英金河和老哈河水系发达，支流众多。沿河的两侧台地以及附近的山头上，分布着密集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无论数量和类型都甚为可观。 20 世纪 60 和 90 年代，通过对阴河沿岸和半支箭河中游的考古调查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经过发掘的遗址有十几处，其中也不乏像大甸子和大山前那样经大规模发掘的遗址，但总的来说，考古发掘工作仍然很薄弱，已经发掘的遗址类型不够全面，特别像三座店这样的山城遗址，无大规模全面揭露的先例，三座店遗址的发掘应该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和意义。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为 4000 — 3400 年，与中原夏王朝的年代大体相当。三座店石城遗址的发掘，对深入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及辽西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等研究提供了考古实证资料。
来源：中国文物报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