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阶段发现了釜、豆、罐、盆、钵、匝、蚕、杯、甑、蒸箅、器盖、器座、支座、陶拍等大量陶器。陶系以夹细蚌末褐陶和红陶为绝对主体，有一定数量的红衣陶、黑衣陶及零星的泥质陶、夹炭陶和夹砂陶。陶胎相对较为一致，细蚌屑的含量较高。胎质较为疏松，火候相对较低。相当多的陶器呈现外红内黑的状态。平底器占绝大多数，也有少量三足器和圈足器，不见圜底器。纹饰简单，仅有少量锯齿纹、刻划纹、按捺纹、镂孔、凸棱等。錾手、把手、器耳的使用比较普遍。平底釜是最为重要的炊器，数量最多，形制也多种多样。主要有直口斜腹筒形釜、直口宽沿斜腹筒形釜、罐形釜、盆形釜、敛口釜、尊形釜等，口沿下常有 2 或 4 个舌梯形对称錾手，因器形不同腰檐宽窄不等或无腰檐，有的腰檐外缘有凸纽、锯齿纹装饰或形成多角状。腰檐以上多施红衣，少量施黑衣。同时多层次大面积分布的密集柱洞和灰坑，、可能与高出地面的立柱架梁铺板建屋的干栏式建筑关系密切。另外在多个灰坑中淘洗发现的炭化稻米和红烧土块中夹带的水稻谷壳印痕以及少量的鹿、龟；鱼、鸟类动物遗存等对研究当时的稻作农业、食物结构、生计方式、生存环境都有重要意义。

　　中期阶段以墓葬区为代表，在公共墓地中共清理-和青少年墓葬 252 座，分布非常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相当数量为浅坑和深坑填土掩埋，部分为平地堆土掩埋。瓮棺葬 16 座，散布于墓地的墓葬之间，一般用倒扣的釜作为葬具，里面残留有婴幼儿骨渣。墓地边缘还有 2 处狗的骨架。所有墓葬头向均向东或东略偏北、偏南，葬式以仰身直肢、屈肢和侧身直肢、屈肢、交肢为多，也有俯身的直肢、屈肢、交肢以及合葬墓、二次葬等，有的墓葬还用其他人体的尸骨随葬』口 M20 头下枕有股骨和腓骨。 167 座墓葬出土陶器 247 、石器 63 、玉器 21 件，随葬 1 — 3 件的 150 座， 4 — 8 件的 16 座。社会成员之间相对比较平等，少量随葬品数量稍多的墓葬，出现了崇尚石玉器的倾向。出土陶器中夹砂陶和泥质陶的数量增加，夹蚌末陶数量减少，以红陶为主，灰陶、褐陶、黑陶较少，少量陶器施红衣或黑衣。三足器的数量大量增加，足多呈扁条状，正面多有一条纵向凸脊，相当多的三足器仅余足根，可能是有意识的行为。圈足器有所增多，平底器相对减少，新见圜底器。器形有鼎、三足罐、三足釜、平底釜、罐、豆、盆、钵、壶、匝、器盖、纺轮、网坠等，纹饰主要有弦纹、刻划纹、水波纹、锯齿纹、附加堆贴、镂孔、凸棱等。一侧往往有一鋈手或器耳。墓葬陶器的小型化和明器化倾向显著。瓮棺葬陶器器形相对较大，主要有侈口罐形平底 ( 或三足平底 ) 釜、直口筒形平底釜等。石器有穿孔石斧、锛、凿、圈形器、条形器'等，制作精致，打磨光滑，有的无使用痕迹。出土玉器为璜、块、管、坠等，质料为玉髓、玛瑙、石英等。特别是 M20 、 M88 的玉璜出土于死者口中，，为中国目前最早的口哈敛尸玉器。

　　晚期阶段发掘区域再次成为居住区，建筑形态演化为红烧土地面建筑。出土陶器中泥质陶、夹砂陶继续增加，夹蚌淘继续减少，但夹蚌褐陶、红陶依然较多，夹炭陶少量存在。器形有鼎、釜、豆、罐、盆、钵、壶、蚕、匝、甑、缸、炉箅、蒸箅、器盖、支座、纺轮等，鼎的数量大量增加，鼎足形态多种多样，釜的数量大量减少，新见厚胎夹砂大口深腹小平底缸、炉箅等，并出现了向崧泽文化过渡的趋势。特别是三片刻纹白陶，花纹繁缛，纹饰精美，其原生地为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地区仅见于安徽繁昌缪墩和浙江桐乡罗家角，此发现对地质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胥溪河 ( 长江自芜湖开始往东经由高淳、溧阳、宜兴的入湖人海通道 ) 的形成年代提供了考古学背景解释。证明远在 6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长江还存在一条自西向东的人湖人海通道作为长江的支流而存在，太湖西部地区溧阳神墩遗址的先民已利用这条水路要道同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人群发生了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和交流。

　　同时还清理了良渚文化墓葬 9 座，出土了一批石钺、斧、锛、凿和陶鼎、豆、壶、罐、杯、匝、双鼻壶、高柄杯、大口缸等。另外发现的早商时期的灰沟和灰坑遗存也是太湖西部地区的首次发现。特别是灰沟经钻探东北一西南向贯穿整个遗址，分别与南面的溧梅支河和北面的低洼地相通，长约 170 、宽约 7 ． 5 、深约 1 ． 8 、最深处达到 2 ． 7 米，可能是早商时期用于灌溉、走水或储水的水沟，废弃后成为倾倒垃圾的灰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填补了本地区早商时期古文化的空白。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