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堆积晚段遗存相当于高庙文化晚期，其中的深黄亚黏土以晚诸层内仍为包括大小石片、石球、石锤及磨制石斧的主流石器组合，陶器中低火候夹砂红．陶所占比例最大，夹砂褐陶次之，器类、： 器型、纹饰多能在中部堆积内找到其大；体对应的后续发展标本；而在粉砂黄土： 层以下，则明显地属于中小型石片刮削： 器及细小石片石器工业范畴，陶器中以火候较高的粗砂褐陶和薄胎夹砂褐陶为主，少数的薄胎红陶火候明显低于前者，可辨器类与器型甚少，仅见小圆唇钵或窄平沿罐等少量标本，夹砂陶多饰乱绳纹，泥质陶器表经打磨并饰红色陶衣。下部堆积早段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出土了长身端刃砍斫器及以陡直打击角形成的侧刃砍斫器等重要石器标本，结合本遗址高庙晚期以降各段遗存所见同类器型的比较，可以清楚看到本地区石器工业自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深刻渊源与传承关系。

　　溪口遗址的主要收获，一是作为本地区史前文化代表的高庙文化，在经过松溪口类型的发展与变革之后，诸多关键特征在沅水中游的史前贝丘遗址中正逐步走向新生意义上的消亡。如果说溪口遗址还能见到松溪口类型上层遗存的影子，那么，位于溪口下游的征溪口遗址所体现的就俨然已是洞庭湖区同期原始文化的另一种翻版。因此，-口遗址下部晚段堆积和中部堆积内夹砂褐陶、夹砂红陶及红衣陶的和谐共存，以及陶器内红外黑 (褐)之区别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内黑外红风格的陶系格局，只能归结为区域性文化在这里交流撞击并且彼此包容、相互更新的产物。是否构成某种新的文化类型这里姑且不论，但溪口遗址作为文化体系分水岭的地位大致可以确定。而由此递进一步，高庙文化的最终去向也获得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其次，汇入沅水干流的大小支流不下数十条，因此而形成且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台地在沅水两岸比比皆是，何以迄今发现的贝丘遗址仅洪江高庙、叙浦小江口、田湾、辰溪台坎大地、松溪口、溪口、征溪口等寥寥 10余处，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在溪口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作为贝丘遗址文化形态中的关键环节，捕捞经济资源主要来自于沅水而非附近的溪流；既然如此，在有支流与千流相汇、低山丘陵与高山相连等自然要素都相似甚至相同的情况下，台地附近是否有适宜于江螺这一软体生物及其共生生物群大量繁殖并顺利成长的生态环境，以及便利的可捕捞优势——高低起伏，成片伸展，枯水期以近似于环礁湖的形态出现于人们眼前的近岸浅水礁滩，便决定了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原始人选择其居住地点的先决条件。而据发掘者对当前生活于沅水干流之江螺的现实状况的多点考察，大环境变化下江水的暴涨暴落，固然会给捕捞经济的稳定性带来程度不一的冲击，若是枯水状态连年恶化，礁滩纷纷见底，就势必直接动摇贝丘人的经济基础。毫无疑问，捕捞资源的枯竭曾经迫使部分原居民甚至于整个聚落前往更远的下游，寻找并开辟新的栖居地，并在迁徙的过程中日益接受外来文化的优势影响，加速着自身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变革。这当是沅水中上游新旧聚落兴衰更替的根本规则之一，也是透过溪口遗址中部遗存以末成熟螺壳为主体的最后一次堆积所看到的遥远一幕。

　　台坎大地遗址是在大湫潭电站工程建设中所发掘的第二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遗址位于沅水左岸，现存文化堆积厚 25--56厘米，坡积贝丘厚度15 9C厘米。遗存年代上限为高庙文化最早阶段，为距今7800年以前；其下限年代则与屈家岭文化早期大体相当。

　　本次发掘采取抢救与保护互补的手段，在重点清理淹没红线以下及受护堤施工直接影响的文化埋藏的同时，还以浅表勘探方式基本廓清了整个遗址的现存格局。有效发掘面积约 200平方米，勘探面积450平方米，历时30天。出土了一批本质上能与高庙文化遗址“艺术神器”彼此辉映或相得益彰的白陶、夹砂褐陶残片和可修复器物群，以及石器、骨器等人类文化遗物；动物骸骨则包括陆生动物与永生动物。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