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室 5个，分别开凿于墓道的南、北壁，南壁3个，北壁2今，其距地表深度随墓道坡度的增加而递增。C1位于墓道南部的最东端，C2同C3南北对称，C4同C5南北对称。耳室均用空心砖垒砌，平面为长方形，除了C2为“人”字形顶外，其余的为平顶。其垒砌方法，砖室的两壁面和后面均用空心砖顺长对缝竖垒3层，前面一般用4--5块空心砖横向顺长竖垒封门，顶部的空心砖横向顺长平铺，底部也用空心砖平铺，形成一个完整的长方体形空心砖椁室。空心砖共有4个种类、10余种规格，最长的150、最短的71厘米；纹饰以枝叶间菱形纹为主，也有一部分菱形纹和个别的圆圈乳丁间菱形纹。c1顶部的一块空心砖上阴线浅刻“五尺十日”；室内仅发现铁刀、木炭和一部分朽木残骸，砖室顶部、封门完整，未见盗扰迹象，推测c1是象征着庖厨类的操作间。C2位于C1·的西部，室口用3块曲尺形的空心砖搭建成门的框架，外面再用4块空心砖横向竖垒封堵。室内出土有铜、铁、铅质的车马器294件及大量的朽木残痕，当为木质的车马模型，其中还保留了一段完整的车轴连同两端的辖軎。c3位于墓道的北侧，“人”形顶，顶高0．8米；室内出土有铜、铁、铅质的车马器195件。C4位于C3的西部、墓道北侧接近墓室的位置，50余件陶器几乎堆满了耳室，陶质细腻，形体高大。室口发现有鸡蛋壳一堆，禽类、兽类骨骼各一堆，当为墓主陈设的肉食和鸡蛋。陶钟、壶、仓、盆的内面满涂鲜红的朱砂；陶壶和陶锺器形高大、制作精细，器身均镶嵌有大型铜铺首，工艺精湛。出土的陶仓数量众多，有的仓内还装有谷、稻、高粱类粮食。陶灶形体高大，火眼多达4个，上面放置灶具，灶尾烟囱突兀高耸，是这一时期庖厨明器中的杰作。C5室内出土有铜、铁、铅质的车马器236件以及木质的马的朽痕。C2、C3、C5象征着墓主的3个车马库，共出土铜、铁、铅质的车马器 725件，其中绝大多数为铜质，鎏金，种类比较齐全。

　　墓道的西部接近墓室处发现一座陪葬坑，陪葬坑开凿于墓道底部的斜坡面上，平面呈梯形，剖面基本呈一直角三角形；长4．45、宽O．85--1.1最深1米，已被盗扰，坑内出土有大量青绿色的云母片、陶耳杯残片及2段兽类的肋骨。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现存上口长 8．65、宽6．7、深5．5米，由墓口往下0．8米，南北两壁各留一宽0．65米的生土台阶，台阶以下墓室宽5．4米，四壁以青砖错缝平砌，砖壁平直，未见起弧迹象，推测墓室的顶部可能为木头构筑。墓室口用青砖南北向顺长错缝平砌一砖墙，其高度几近开挖地表，南、北边直抵台阶上的墓室南、北壁。砖墙靠近墓道底的位置被盗掘者掏出了一个高2．12、宽1．75米的椭圆形洞。室内填土夯筑，比较坚硬。墓室早年被盗掘一空，木质棺椁被毁，底部发现大量黑色和灰白色灰烬，属于焚烧的孑遗。墓室最底下为厚50厘米的沙层，沙子细腻绵软，当属修筑墓室时的铺垫，也有防盗作用。MI规模宏大，形制奇特，墓葬布局复杂，器物组合丰富，从墓葬的规模、结构及随葬品的种类、工艺等方面分析，墓主可能为郡守一级或二千石一级的官吏，时代在西汉晚期。

　　M2位于M1墓道北部，开挖地基时大部分已被破坏，仅余墓室底部深0．2— 0．3米的一部分。墓葬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84、南北宽1．5米，青砖砌筑，东西向，墓道在东，尺寸不详。随葬品仅发现有铁釜、五铢铜币、柿蒂形铜饰及陶罐、奁残片。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