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墓由墓道、甬道和前后墓室几部分组成，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位于甬道南侧，南端带有不规则阶梯。开口口小底大，上口南宽0．7、北宽0．8米，下口北宽0．88米。甬道口有2重砖封门，外封门平铺20层砖，为顺砖或者顺砖和丁砖平砌而成，高1．28米，下层呈圆弧状，向外突出；内封门位于甬道南口之下，与南侧封门相贴近，侧立砖，作人字形。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平面呈长方形，拱形砖券顶。两侧壁长条单砖错缝平砌，其上拱形券顶由长条砖直立砌筑而成。底不铺砖，低于墓室一平砖。甬道长1．15、内宽0．7、洞高1．05米。条砖长32、宽16、厚6厘米，该墓除券砖外基本使用这一规格的青砖，封门和墓室铺地砖还有个别为红砖。券顶立砖有的作楔形，长宽不变，一端略薄。

　　墓室位于甬道北侧，由前、后室组成，砖铺底。前室平面略呈方形，上洞穹隆顶：南北长2．8、南边长2．38、北边长2．6米。顶已坍塌。铺地砖在墓室入口处横铺两侧立砖，其余皆作人字形。墓底距建筑基槽底部2．7、眶地表深6．2米。在前室中部垒有一砖台，每层用2块条砖，全部用顺砖或全部用了砖，由下至上交替平垒而成。台面方形，边长0．32、台高0．32米。后室位于前室北部中央，平面呈长方形，为拱顶土洞。南北长2．7、东西宽1．5米。顶已坍塌，原高约1．56米，内填五花上及淤上。铺地砖与前室相接续，也呈人字形，处于同一平面上。

　　葬具为木棺，已腐朽不存，仅在后室填土中有零星的草木灰和个别锈蚀严重的铁棺钉。该墓为双人合葬墓，尸骨已腐朽，尚可分辨头向北。

　　该墓共出土器物20件，按质地可划分为陶器、铜器、铁器。前室出上的器物皆为陶质，有罐2、镇墓瓶2，碟1、耳杯1、盆 l、勺1，奁l、甑1、灶1，井1、鸡1、猪1、狗 1件。墓室出上有铜镜2、铜镯2、长条形铁器1件，铜镜皆置于死者的头部上方，分别为变形四叶纹镜和昭明镜。

　　在其中一件镇墓瓶上保存有朱书文字，大多清晰可辨，开头明确书写“景元元年十二月口口丙申”，这是三国时期曹魏元帝曹奂的年号，相当于261年2月4日，距离曹魏灭亡仅有4年。这件镇墓瓶为该墓的纪年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也是研究当时社会信仰和习俗的重要资料。

　　在这座纪年墓东南10多米处还清理了一座古墓，其形制及出土器物都相近，推测时代大致也属于这一时期。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多室上洞墓，平面呈“十”字形。坐北朝南，全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

　　墓道位于墓室南侧，平面呈长方形，底为斜坡状。封门位于墓道内贴近甬道口处，砖封门，错缝平砌，多已倒塌破坏。

　　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平面呈长方形，长条砖券顶。两侧壁顺砖单砖错缝平砌，侧立单砖券顶，甬道南口双重券顶，上层为平铺丁砖，底不铺砖。南北长1．65、东西宽0．9、洞高1．12米。

　　墓室位于甬道北侧，为上洞室，分为前室、后室和东西侧室，皆错缝砖铺底。前室接近方形，东西长2．12—2．32、南北长 2．4—2．5米。穹隆顶，已坍塌。四角距底1米各斜嵌一平砖，应为放置油灯之用。后室中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7—2．8、东西宽 1．5米。拱形顶，已坍塌，原高约1．5米。东，西侧室平面皆接近方形，原为拱形顶，已坍塌。东侧室东西长1．2、南北宽1．1米。顶已坍塌，原高约1．2米。西耳室东西长 1．2—1．3、南北宽1．1米。顶已坍塌，原高约 1．2米。墓室底距基槽表面3．1、距现地表 6．6米。

　　后室发现3具木棺朽痕，大致呈长方形，残存锈蚀铁棺钉。棺内各置人骨一具，腐朽严重，已成粉末。尚可辨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

　　共出土器物32件，按质地可划分为陶器、釉陶器，铜器、铁器、银器、玻璃器。前室出上器物皆为陶器和釉陶器，东南角中间放置一圆案，其上出上有勺1、鸡2、猪1、狗1件，周围出土有碗1、釉陶罐1、碟l、耳杯1、釜1、灶1、井1、盆1、甑1件。前室西南角出上有罐2、西北角有罐3件。后室出土有铜镜4、铜钗1件，其中西侧一棺头骨上侧左右各出上铜镜1件，还出上铜钗1件；中间一棺右上侧出上铜镜 1件；东侧一棺头上右侧发现漆盒朽痕，左侧出土铜镜1件。铜镜的种类有神入神兽画像镜、变形四叶纹镜、连弧纹镜和双虎对峙镜。西棺和中棺之间上部发现长条形铁器1件。东耳室内出上银镯2、玻璃串饰 2、玻璃耳挡1、铁镜』件。

　　关中地区经过东汉末年战乱，社会经济凋敝，人口锐减，长安又处于魏蜀交战的前沿地带，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中，再加上曹魏朝廷三令五申进行薄葬，因而三国时期的墓葬从数量上和出上器物上都难以与东汉时期相比，这是当地三国墓葬鲜有发现并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三国时期从220年开始，至265年结束，时代短暂，过去根据考占学资料往往难以与汉墓区分开来，进行时代的判断。景元元年朱书镇墓文墓葬为一座曹魏末年的双人合葬墓，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组合来看，都基本继承汉制并出现变化，或直接来自汉代遗物，但尚未出现晋制的形制和器物。这2座墓葬，尤其是纪年墓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安地区三国时期墓葬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为墓葬分期断代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依据。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