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结果表明，西北城角平面大致呈圆弧形，其地层堆积与往年在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上解剖的探沟一样，也是二里头文化的壕沟打破了新砦期的城墙，新砦期的城墙结构和夯筑方法也与往年发现的一致。这种城墙内转角呈圆弧形正是龙山时代城墙的特点之一。此外，新砦城墙的特点还有：一是护城河与城墙紧紧相连，即城墙的脚下即为护城河。这种做法，或许是城址的原始性使然。不宜拿商代以后的城墙与护城河有间隔的模式来套史前城址。其二，新砦城墙的夯层局部为斜夯层，不像郑州西山或新密古城寨那样使用小板块夯筑法。这种斜夯堆筑法的城墙，常常与自然河道相结合，从城墙外边观察，墙高沟深，构成了有效的防御功能，但是从城墙内侧来看，城墙并不十分嵯峨。这种特点也见于湖南、江苏和山东境内的部分史前城址当中。新砦城墙这些特点或许是吸收厂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部分史前城址的筑墙技术，不能据此就否认它的城墙性质。

　　新砦城址中心区的浅穴式大型建筑位于中心区即内城的中部偏北处，开口于二里头文化层之下，上距地表最高处有1．75米，其建筑和使用年代为新砦期晚段，废弃干二里头文化早期。该建筑西端已遭农田破坏。东端被近代扰土层破坏掉中间部分，只在东端的南、北段保存垫土层，据此可以大体推断出东端的位置。现存部分整体呈刀把形，主体为长条形，唯东端向南内收2．4米。“北墙”方向为东偏北40度。现存东西长92．6、南北宽14．5米，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该建筑结构为浅穴式，其建筑过程为(一)首先挖成一个低于当时活动地面的大型基础浅坑。基坑的底部整平，并铺设2层厚5—10厘米的垫土层直接覆盖在原有大路的路土上。(二)在浅槽的南北壁(现在只能看到南、北壁，原或为周壁)上抹一层厚2--4厘米的黄泥，既美观，又能够p且挡壁外的活土不致短时间塌落。 (三)在涂抹黄泥之后即开始活动，形成最初的底层踩踏面。(四)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期之后，涂抹的黄泥很容易塌落，于是便贴着黄泥的内侧再加筑一条质地细腻紧密的宽2540厘米的纯净上，该条带状的纯净土，似经过夯打，有明显的分层现象，类似一道“窄墙”，以再次加固基坑周壁。在南“墙”局部内壁还可以看到残留有涂抹的白灰皮。这道“窄墙”直接叠压在第一层踩踏面上，与它同时期使用的踩踏面也在第一层踩踏面上再次加高，形成第二次使用时期的踩踏面。(五)再经过一段使用时期，第二次加筑的“窄墙”也会损坏，于是便在它的内侧加筑第二道“窄墙”，与之相符合形成第三次踩踏面。

　　这种不断加筑、不断使用的过程使得靠近南、北壁的地层从平面上看，最外侧是一条窄窄的黄泥条，靠里边则是含有红烧上块的黄土带。有的黄土带上还有火烧的痕迹。无论是黄泥条还是这些“窄墙”，不会具有承重作用。其作用在于美观和加固基坑内壁，所以，在“窄墙”上见不到明显的柱洞。

　　从贯穿大型建筑南北的解剖沟剖面上观察，靠近南、北边的踩踏面用特意选取的纯净白土铺就而成，经过雨水冲刷和浸泡后形成“干层饼”状，两边地势稍高，靠近建筑中间部位的踩踏面土质稍差，含不少红烧上颗粒和炭灰以及灰土，也不如两边的地势高，而且因遭受到二里头文化早期地层的破坏，许多地方只剩下1—2层踩踏面了。

　　在大型建筑的南部“窄墙”处，发现数处“窄墙”中断形成宽0．7—1．7米缺口。在这些缺口当中，有的还发现有呈斜坡式的碎陶片通向场外，或许是“门道”之类的出入口。沿这一大型建筑的南、北边断断续续的分布着一列宽数十厘米一 1米多的红烧土层。其走向基本与南、北“窄墙”相一致。经解剖得知，这些红烧土堆积，有的是后期废弃堆积，有的是整治地面所使用的夯土层，与大型浅穴式活动场所的地面有关。这一浅穴式建筑不仅在其边缘部位不见柱洞，而且在南北宽14．5米、东西长近百米的场所内部范围内，也没有见到一个柱洞。说明这一浅穴式大型遗迹原本就没有承重的柱子，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大型露天活动场所。

　　在这一活动场所的西段南“墙”外侧附近的地面上，发现有一具完整的猪骨架，不见灰坑，而是直接把整猪放置在当时活动场所的外边的地面上，可能是祭祀用的整猪。在距活动场所南“墙”不足 2米处发现有装有大量兽骨的小灰坑，或许系牺牲的遗骸。这一大型场所位置重要，规模宏大，而且作为一处活动场所建造得颇为讲究，可见绝非一处普通活动场所。联系到在这一大型活动场所附近发现有同时期的整架猪骨和盛放较多兽骨的小灰坑，或许说明这一大型建筑遗迹与“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它为一大型室外公共活动场所的可能性。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