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领教过这种认真的还有吴晗。他在《论海瑞》中引用了一句“学未进于时中”，顺笔翻译成“大概读的书和当时的人不大一样”。不久就收到夏鼐的信函，信中指出这句译文“大成问题”，随后便引经据典加以佐证。

据王世民统计，包括李济、贾兰坡、裴文中在内的诸多业界“大牛”，都曾被夏鼐毫不留情地指出过错误。读书时，他曾协助李济审查论文，竟然提出了近40处修改意见。

这样的严谨，乃至刻板，往往让人误以为这就是他的真实性情。或许，反倒在严肃的考古学论文中，有时能发现这位学者不经意流露出的轻快。1957年，西安唐墓出土了几件唐三彩陶俑。夏鼐以这样的文字描写其中一位女佣陶俑：“身穿窄袖浅黄襦衫；下着带有白色小花的绿裙，长裙下垂至地，绿色鲜艳。”描述完毕，意犹未尽，还不忘加上“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诗句。

在另一篇《敦煌考古漫记》的序言里，他幽默地形容人们对考古学者的印象：“普通人的观念，虽然绝不会以为植物学家必定是杏眼桃腮，或动物学家是燕颔虎颈，但一提到考古学家，便以为外貌一定带几分古气：戴着玳瑁边眼镜，额上满布着皱纹，嘴上长着灰白胡子，用他们干瘪的手指抚摸绿锈斑斓的商彝周鼎。因之，一提到考古学家便联想到遗老。”

其实这位考古学者本人并不像遗老，他喜欢穿蓝布中山装，走路脚步轻快。非常偶尔地，他还会当着下属的面，把脚跷在床沿上，喝喝茶，聊聊天。

他先后被选为英国、德意志、瑞典、美国等7个国家的院士。有人开玩笑说，七国院士的传奇性，似乎只有春秋时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可比。

只是，这样一位考古学界标志性人物，不仅不被大多数人所知，甚至开始被时光遗忘。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某地惊现千年古墓”这样的考古奇闻，也似乎已经淡忘了“考古不是挖宝”的准则。

中国科学院一位曾混迹考古圈的研究生，乍一听到夏鼐的名字，竟然问道：“这是个人名还是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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