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14墓葬 共出土器物85件，大量为釉陶器，其组合完整，器体宏大，其中釉陶仓高达43.5厘米，釉陶壶高达45厘米，此类大体积的釉陶器在西安地区汉代小型墓葬中并不多见。

M115墓葬 出土器物最为丰富，多达203件。更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该墓中出土了一件造型奇特的铜蒸馏器，通高36厘米，由筒形器、铜鍑和豆形盖组成，其中筒形器底部有一米格形箅，底边有一小管状流，铜鍑三蹄形足，豆形器盖上部呈盘形，直径与筒形器口径大小相同，柄部分为两段，相合处为榫卯结构，可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此器出土时放置有序，铜鍑置于筒形器内，豆形盖置于铜鍑之上，甚为奇特，其工作原理尚不明确。

除此之外，该墓中出土的5件铜鼎，大小基本相同，器形宏伟，口沿下装饰比较疏朗的窃曲纹，通高44.5厘米，重约20.5公斤；4件大釉陶鼎，形制、纹饰与铜鼎相同，通高40厘米，重约9公斤。

三座中型墓墓主应为高级贵族

程林泉表示，这批墓葬邻近汉长安城，墓主生前应为汉长安城内的居民，而三座中型墓的墓主生前应是具有一定地位的高级贵族。此处墓地的发掘再一次说明，汉长安城东部确实是西汉时期汉长安城内居民的集中墓地，为汉代社会生活及汉长安城布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对解读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据介绍，M115墓葬出土的九鼎，大小基本相同，形制很大，组合完整，在关中地区甚至其他地区新莽时期墓葬中应属首次发现。

程林泉指出，西汉中期以后，礼制渐衰，墓葬中已不再流行铜礼器随葬，而是以陶器为主，以实用器为主。王莽时期实行托古改制，但内容多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货币方面的改制已由以往出土的“王莽货币”得到印证，礼制方面的改制尚缺少考古材料。

M115号墓随葬的九鼎是王莽托古改制的真实物证，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当时是如何依据《周礼》来恢复古制的。鉴于王莽及其托古改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这一点对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M115号墓的上限不早于公元7年，下限不晚于公元23年(王莽被杀)，如此年代明确的王莽时期大中型墓葬在全国也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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