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虽然是到周武王时才灭掉商朝,完成了建国大业的,但是真正奠定灭商格局的则是武王的父亲文王。史称周文王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从而确立了对商的优势地位。因此,周文王时的统治对于西周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周人也把其王朝的开端上推到周文王时期。不过,由于书阙有间,有关周文王时期的历史记

载相当有限,从而限制了学者们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中,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保训》,其内容系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儿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所留下的遗嘱,风格与《尚书》的《顾命》篇相似,为以往学者所未闻见。《保训》篇文字古奥,许多论述不易索解,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研。但就目前已能了解的内容来看,其价值可谓是空前的。简文一开始点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惟王五十年”,这五个字可以对千百年来学者们聚讼不清的有关周文王事迹的争论起到拨云见日之功效,意义非常重大。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能说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证实了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关于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汉唐时期学者们对于《诗经·大雅·文王》篇的注疏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足见直至汉代,人们大都相信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是从唐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周文王称王的事实。如刘知几在《史通》的《疑古》篇中言:“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亦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梁肃在《西伯受命称王议》中也认为所谓周文王称王之说是“反经非圣”的观点;到了宋代,欧阳修在《泰誓论》中更是对此予以极力辩驳,称文王受命称王的看法为“妄说”。受他们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多怀疑周文王生前称王的事实。他们或认为《周本纪》的相关记述是“司马迁不达理道之舛”(明代马明衡所著《尚书疑义》卷4),或认为《史记》的相关内容出自刘歆的增窜(清代方苞所著《望溪集》卷一)。至清代梁玉绳则在《史记志疑》中对历代学者指斥此说的情况予以了总结。

这些学者之所以要极力否定周文王称王的史实,是因为如果周文王为商纣王之臣,如果他生前真的称王,势必违背了封建社会的正统伦理观念,也无法树立周文王的“至德”形象。到了20世纪初,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观堂别集》卷一)则提出:“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於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并认为“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王国维此说一方面既承认了周文王生前称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将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加以淡化,可以说是对周文王生前称王说的一种折衷和调和。

20世纪七十年代,陕西周原地区出土了众多周初甲骨,其中一些甲骨中同时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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