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存在长达328年,不可能没有留下遗迹和墓葬的蛛丝马迹。因此“南迁说”仍是一个不确定的“假说”。
出土文物揭示古港显赫地位
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直至南越国之前,岭南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中心都集中在珠江以北的丘陵台地上,如粤北、粤西、粤东等地。到了汉代,汉武帝平南越之后,受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刺激,番禺等沿海口岸迎来了发展契机,这或许也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汉代,番禺、南沙一带的墓葬数量会迅速增加。这正如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带动了鄯善、楼兰等西域古国的兴盛一样。
张强禄认为,汉平南越“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又想要发展海上贸易,因此沿海贸易港口的地位就更加突出。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战争性的移民、屯兵、屯田,加快对番禺等地区的开发是必然的。番禺、南沙都属古番禺的辖地,又地处珠江入海口,境内河网纵横,地势以低丘和冲积平原为主,珠江的八大河口,有四个分布在这一带,即虎门、蕉门、洪奇门、横沥门,内河及海上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加之汉军灭南越后“纵火烧城”,使南越国都番禺城受损,政治地位下降,相应地促进了港口经济地位的上升。
番禺、南沙一带的汉代墓葬是岭南地区地域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至少到了东汉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在很多方面大大缩小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例如出土的水田模型等,就可以说明番禺不但在东汉时已经掌握了牛耕技术,而且已经懂得不断围地造田,平整土地等一系列农耕技术,在制陶、禽畜养殖等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专题撰文:卜松竹
图: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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