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大东区鹤塘、杉洋、邹洋等乡制造绿茶,尚有运省销售,然不及从前远矣。”①等等。这些史实一致反映虽然清末民初社会上振兴茶业热了一阵子,但至20年代,我国茶业衰败的情况,仍未见有多少好转。
这一时期茶业不振,各省茶界特别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复兴茶业的努力未泯。如1922年,留学在日本的吴觉农先生,心系我国茶业,还有根有据,详详细细,特地写了一份3万多字的极为全面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在这份对我国后来茶业改革有重大影响的建议中,作者对我国茶业发展的历史实际,我国茶业失败的原因及振兴的根本方策等等,都作了全面分析。他所提出的振兴茶业的第一方策,就是“茶业人才的养成”。所以,在北伐前的八九年中,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方面没什么建树,但在茶业教育或近代茶叶科技的推广和传播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如派学生到日本留学这点,继云南和浙江省之后,这一时期安徽省就堪称典型。据档案记载,在1920—1928年这几年中,安徽就先后派遣胡浩川、汪轶群、陈鉴鹏、陈序鹏和方翰周等多人留日。胡浩川、方翰周等,也是1920年安徽省第一茶务讲习所的首届毕业生。胡浩川1921年赴日本静冈茶叶实验所专学制茶,1924年回国。是年胡浩川回国后,安徽省又派陈序鹏至日本留学。方输周出国稍晚,他直至1927年才派去日本;也是学习制茶,1931年回国。这批各省派至日本学茶的留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如吴觉农、胡浩川、方翰周等等,在抗战前后和解放以后的长期茶叶工作中,为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都作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在茶业教育方面,清末民初提到的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云南实业厅创办的茶叶实习所、湖南茶业讲习所依然还继续存在,但各自也有些变化。如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由灌县迁至成都,这期间并改名为四川省立高等茶叶学校,学制三年,至1935年才停办①。云南茶叶实习所在1924年前后,也在昆明市郊购得一块荒地,呈准开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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