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④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出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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