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总是处于“被动、否定或不存在”的地位。具体在文本中：虽然伊莎贝拉家道殷实，但却被哥哥视作商品一般，待价而沽；玛特尔虽为侯爵之女，但仍逃不出于连的-炼狱，以及最后父亲以断绝亲缘关系胁迫她放弃于连；莎乐美贵为公主，却被约翰斥为人间邪恶的源头，甚至无法摆脱继父希律王的-欲纠缠，可谓深受男权(约翰)、父/王权(希律王)的三重压迫。“妇女的失去自我首先从失去自我身体的欲望感觉开始，她们的觉醒，也就要从身体的觉醒开始。”于是她们便开始主动追求狂热的爱情与心仪的男性，用离经叛道的言行去打破传统女性对自身欲望的虚伪缄默：伊莎贝拉爱恋店铺伙计罗伦佐，玛特尔委身于平民少年于连，莎乐美强求于施洗约翰。

　　在这一反抗过程中，女性始终无法绕开男性的头颅问题。如上文所述，男性的头颅有着其他任何身体部位都无法替代的意义。除此之外，男性头颅还是权力与身份地位的象征。基督教教义有：“你们作为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并且，基督圣徒头上都有着神性的光环围绕，以证明头是三位一体的灵光之源。

　　在整个父权制文化的认知系统中，“女性的成长历程被菲勒斯崇拜控制，落入由于身体的虚空而导致的去势恐惧，因而只有在和男性的结合中才能重新获得对世界的完整印象。”在父权世界中，女性的定义依靠丈夫的身份，女性的自信和尊严来自母亲身份的获得。例证之一便是：“在中世纪欧洲，女性发现她们自己不断地在地狱与崇拜对象之间摆动，”原因很简单，前者源于夏娃的堕落，后者因为圣母对耶稣有养育之恩。莎乐美等人不是母亲，即使结过婚也无儿无女，只能从恋人那里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她们无法得到活着的恋人。恋人死后，她们理所当然要选择替代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憾。再加上“妇女不像男人，男人太珍爱他的头衔和资格，他的囊中价值，他的冠冕和一切与他的头有关之物。妇女则不，他们对斩首(或阉割)是最不在乎的了。”因此，她们必须而且能够主动索取情人的头颅以确定其社会身份和地位。

　　最终有着“断头情结”的女性取得了恋人的头颅，获得身份地位的同时也挑战着男性的绝对统治地位。但实际结果却推动男权社会杀害了希望回归母体的男性，在悖论中维护了男权秩序规范。这在玛特尔和莎乐美二人身上体现地尤为显著。于连天生秀美体弱，长期混迹于贵妇沙龙，从小失去母爱的他“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在无意识深处，他始终在寻找着母亲。”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洞穴(安息之所)可象征子宫，并提供再生的承诺。而玛特尔虽为女性，却属于男性(父亲)世界：对于于连来说，“她不是母亲的替代，而是一个象征的父亲，她给予他教育、职位和名分，她为他们的爱情提供了必要的虚构族谱”难怪于连曾当面说她“上天应该把你降生为男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于连和玛特尔之间男、女关系的错置，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下面再来分析《莎乐美》：西方宗教文化认为，洗礼有着死亡和复活的双重意味，“在罗马天主教礼拜仪式中，圣水盆被称为‘子宫堂’”。因此，施洗约翰的教职便可阐释为帮助人们在回归母体(子宫)的仪式中埋葬世俗生命，诞生永恒生命。而莎乐美却用计依靠希律王(父权的最高统治者)除掉了有着回归母体情结的约翰。进一步分析：于连冲击封建等级制度和约翰蔑视专制王权的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抗着男权社会秩序，可这一支反抗力量在与有着“断头情结”的反抗女性汇流时，两者抵消，力量消耗殆尽，只留下一曲哀婉悲歌。这也是悖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欧洲文学中女性的断头情结存在于人类的无意识深处，它根源于远古时代的谷灵与地母婚配神话以及血腥的断头祭俗。在男权社会中，头颅不仅是男性生殖力的隐喻，也是权利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女性的断头情结本意要反抗男性，但实际结果却毁灭了同样反抗男权社会，并希望回归母体的男性。悲剧色彩因悖论的渲染而更加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