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唱花鼓的三种人生 |
 |
|
|
先由宫庭、上层社会提倡，然后再传到民间。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花鼓戏更是红极一时。但斗转星移，如今看花鼓戏和唱花鼓的人都越来越少，谈及花鼓的人和事，对之了如指掌的文老太太不禁一阵唏嘘：“不同时代的花鼓人唱着各自不同的花鼓人生，真正是人生如戏啊。”
壹
才出泥田就上戏台
在一家办寿酒的农户庭院里，周老爷子穿梭于一片敲锣打鼓人声沸扬的热闹之中，他是这个戏班子的头，这已经是连续3天来的第五场了，近来生意旺盛，他忙得团团转，这不，手头上又有了明天第六场的预约，是一户人家有白喜事。
周老爷子也是唱了一辈子的花鼓戏，关心一切与花鼓戏有关的东西，更热衷于外出唱戏。他的花鼓戏班子成员没有专业的演员，都是些农民，可以说“从泥田里拔出腿，洗洗泥，放下裤腿，台上一站，就是一个花鼓人”。
这些农民通常都是在农闲的时候，被周老爷子从各个地方召集过来，并不仅限于方圆十里。老爷子是株洲攸县桃水人，他的戏班子20多人里，有攸县、醴陵、衡东、茶陵，甚至有邵阳、郴州等地的。戏班子老中青搭配，有前台唱戏，有后台吹拉弹唱，有跑龙套……同样也有名角之分，唱得好的在附近的州县都出名，给的价钱也比一般的人要多出一半。
周老爷子说，一旦起台了，也就是说班子组起来了，就希望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不要散台，否则就划不来。而不散台的根本当然取决于接活的多少。在茶陵、炎陵等湘东一带，向来有春社之说。根据春社的习俗，当地人喜欢在春种未播之前，由各村的人凑份子请人唱上三五天，热闹一番，以祈祷获得今年的丰收。这村唱完后，再移到下一村，浩浩荡荡穿州过县，所过之处颇受欢迎，这也是戏班子每年最舒服的时候。一般一天可唱上两三场，人均收入就可达到20元-30元。这种情形可以持续到稻花抽穗，前后总共有两到三个月时间。
“别小看我们农村草台班子，我们也有竞争。”除了班子内部的名角之争，各个“草台”班子之间也有竞争，班子水平高的更受欢迎，生意也相对好些，出的价钱也高些。但戏班子间会互相学习，如果某个戏班子人手不足，缺了某项，也可以向别的班子借人。所谓有竞争，但无保留。
贰
李谷一是“补锅”匠的媳妇
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是唱花鼓出身，但最终在市场经济中走向了流行歌坛，并迅速走红。她们都通过花鼓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都有着湖南妹子天生的优厚条件：模样儿甜、嗓音儿脆。唱花鼓的她们拿起流行歌曲来，个个是游刃有余。说到这一批人，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的老研究员文老太太是如数家珍：“李谷一、甘萍、张也……”张也的相片至今还挂在湖南省艺术学校花鼓科的橱窗里，而李谷一作为花鼓演员走出去的第一人，有着典型的代表意义。
1964年，《补锅》使得李谷一一炮而红，在第二年参加中南地区戏剧观摩演出时，获得极大的好评，同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影响及于全国，也使李谷一走出了湖南，走向全国。
1980年的一曲引发争议的《乡恋》，又使李谷一的人生进入另一个转折点。
李谷一是如何走进花鼓的呢？李谷一说，她中学毕业后，老师就建议她到艺术学院去学习舞蹈，可是因为个子不高，只被花鼓剧团选中。花鼓戏这个剧种呀，是载歌载舞，非常轻松活泼，所以李谷一就想当然地同意唱花鼓戏。去了一看，哟，这并不是她想要从事的工作，但在那个年代，不是一切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办事，没办法，还是得去唱花鼓戏。尽管开始不喜欢，痛哭了一场，后来呢，也就慢慢热爱它了。
李谷一在花鼓剧团14年里，成功地塑造了20多个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年轻姑娘形象，其中主演《补锅》一剧，于1964年和1965年分别获湖南省和中南五省戏剧汇演优秀奖，并拍成电影。但文革期间，《补锅》被批判，受到冲击的李谷一，也决定改行不演花鼓戏了。
叁
只要让我唱，我什么都无所谓
钟宜淳，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专业演员，72岁，1949年开始唱花鼓戏，参与过《补锅》（饰母亲）、《三里湾》、《刘海戏金蟾》等剧的表演，花鼓唱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花鼓生涯历经了解放初期的繁荣、文革时的荒芜以及文革后的复苏，可以说是见证了花鼓戏几十年的潮起潮落。
“只要让我唱，我什么都无所谓。”钟宜淳似乎对“文革”时牛鬼蛇神的经历毫不在乎，言语中对花鼓的那份-，可能正是她乐观的原因。哪里有人愿意听，他们那一代演员就往哪里去。那时的他们，肩挑手提，步行上千里，跑到各地去表演，条件简陋、没有报酬，依旧热情不减。说起在洞庭湖治修时的演出，钟宜淳记忆犹新：“有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在露天搭起了台，对面是部队文工团的表演，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西洋乐器，我们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把唢呐，条件相当艰苦，但民工们全都挤到我们这边来看，人山人海的,说明广大群众对花鼓戏的热爱和欣赏。”
“那时我们不管三严寒冬，不管酷暑炎夏，我们肩挑背荷，上山下乡，装台卸车，把花鼓戏送到农村工厂，送到部队矿山，甚至送到美国、丹麦等国家，每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钟宜淳言辞中流露着对花鼓的浓浓的热爱。“现在的花鼓戏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更要雅俗共赏,如今新编的剧目层出不穷，但真正做到像当初传统花鼓那么出色的却没有几出。花鼓原本就来源于民间，取材于民间，它的根至今还在民间。”
钟宜淳表示,花鼓戏这朵民间艺术奇葩还是会越开越艳，“因为热爱花鼓的演职人员和专家都在为花鼓戏的发展推陈出新，博采众长，创造出不少群众喜欢的新戏，像2004年，我院的《老表轶事》就获得了全国戏曲最高奖——文华奖呢！”
屡禁不绝的“草台班”
100多年前，地方花鼓戏曾被统治者视为-戏，严令禁演。1909年(清宣统元年)，长沙城曾贴有禁演花鼓戏的“四言训示”：“省垣首善，敦俗为先，-戏卖武，谕禁久宣”。艺人常被官差提锣毁箱，或被抓去坐牢游乡。
尽管如此，花鼓戏不但屡禁不绝，反而愈禁愈炽。正如《醴陵县志》所载：“采茶一名花鼓，政府以其导-，悬为历禁，然农村往往于新春偷演，禁不能绝”。人们瞒过官府耳目，于夜深人静之时，深山野岭之处，铺4只扮桶，搭几块门板，以晒垫盖顶，缚草为台，尽情唱演，尽情观赏，所以演花鼓戏的班子曾一度被称为“草台班”。民国后-松弛，1920年有“义和班”进入长沙正式演出。1930年-1940年又有“得胜班”在长沙演出，维持时间最长。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