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也称《老子五千文》、《道德上下篇》，在战国时代便已受到社会重视，《礼记·曾子问》、《庄子·天下篇》、《韩非子》中之《六反》《内储说下》《亡征》中均引载《老子》之言论。归本黄老的韩非子并撰《解老》、《喻老》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后司马迁评述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足见其影响之大。

    在秦汉时期，秦《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说苑》等巨著均有引演老子之术的篇章。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传述老子之学的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并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其《太史公自序》也只说道家之学，“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集诸家之大成。均未见有宗教色彩。

    虽然史书有上述评介，但也并不排斥《老子》的社会价值在汉初已开始发生变化，一是汉初文帝、景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皆提倡《老子》之学，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史记·儒林列传》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