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是道教外丹术较为兴盛的历史时期。随着两晋南北朝道教的成熟化，这一时期出现的外丹经，在理论架构上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发展。同时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道教外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代炼丹术士在此基础之上，取得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又由于人们盲目相信外丹，有些帝王和王公大臣均因误服外丹而硕命，外丹实际效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怀疑，唐末之后，道教外丹终于走向衰落，而为内丹所取代。

   外丹方术走向义理化，自隋代即已开始。据(罗浮山志)记载，罗浮山道士苏元朗“作(太清石壁记)及所授(茅君歌)，又发明太易、丹道为(宝藏论)。”(太清石壁记)现存明(正统道藏)兴帙，原题“楚泽先生编”。青霞子授(茅君歌)与(宝藏论)，在唐代丹经丹诀中常被引述。根据其中“发明太易、丹道”一语，可知其已开始引导外丹方术走向义理化。

   唐代出现的许多外丹著作，均与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有关。对(参同契)的推崇，进一步促使外丹术向义理化发展。如托名“长生阴真人注”((正统道藏)映帙)和题为“无名氏注”((正统道藏)容帙)的两种(周易参同契)注本，均从外丹角度作解。唐代很多炼丹术著作如(通幽诀)、(张真人金石灵砂论)等，都征引(周易参同契)。还有不少专门发挥(周易参同契)丹道学说的著作也纷纷问世，如刘知古著(日月玄枢论)等。唐代出现的其他外丹著作见于明《正统道藏》者，还有(神仙炼丹点铸三元宝照法）、 (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石药尔雅)、(大丹铅汞论)、(大还丹金虎白龙论)、(通玄秘术)、(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纯阳吕真人药石制)、(轩辕黄帝水经药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