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为唐高祖李渊之“沙汰佛道”。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颁布《沙汰佛道诏》（见《全唐文》卷三），指责佛教：“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身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指责道教：“驱驰世务，尤乖宗旨。”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唐高祖的沙汰佛教，与太史令傅奕誉道毁佛有一定关系。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上《请废佛法表》起，连续七次上疏请求兴李、孔之教而排斥胡佛。他从汉民族的传统意识出发，认为佛教是“邪说”，“不近人情”，“奢侈造作，罪深桀纣。入家破家，入国破国”（见《广弘明集》卷十一），“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见《广弘明集》卷七）；他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废省佛僧。认为佛教“广置伽蓝”，“劳役工匠”，“剥削民财，割截国贮”。主张“僧尼六十已下，简令作民，则兵强农劝”，“佛纵奢侈，寺塔八万四千”，“请减寺塔则民安国治”，“僧尼依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断僧尼居积，利百姓丰满”（同上）；他从加强国防出发，主张简僧，说：“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总计诸寺，兵多六军”（同上），“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他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出发，指责佛徒不足不孝，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于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见《旧唐书·高祖本纪》）。傅奕七次上疏“毁”佛，揭露是切中时弊的，不仅对唐初的宗教政策有影响，对以后也是有深远影响的。

    第二阶段为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的尊道。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令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修《氏族志》，太宗“欲崇重今朝冠冕”，追赠远叶祖先。认李耳为唐室李氏之族祖，贞观十一年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跻老子于上帝，提出“尊祖之风，贻之万叶”；同年七月又修老子庙于亳州；随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诏颁《氏族志》，以抬高自己门第、血统之高贵、其用意之实质乃在于-。当时著名高僧智实和法琳，不懂唐太宗尊道之深意，智实拒不奉“道先释佛”的诏书，被“杖于庙堂”、“流之岭表而卒”（见《续文献通考》）：法琳作《辩正论》攻击道教，且向唐太宗陈述意见，被发配益州病死（见《续高僧传·法琳》）。尊道折政策，从唐太宗始便沿袭下去。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亲赴亳州参拜老君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修创祠堂；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请王公百寮皆习《老子》；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命道士隶属管理皇族的宗正寺，位在诸王之次，诏以《道德经》为上经，贡举人必须兼通；还立观封岳，度人赠物。道教声势日张，已正式被承认为皇族宗教了。但，“尊道”并不必然“抑佛”，唐统治者基本上是佛道兼容的，“尊道”意在“尊祖”，目的不在“抑佛”。当时及以后佛教徒对“尊道”不满，实际上乃在于谋图社会声势之“独尊”。

    第三阶段为武周取代李唐后之崇佛纵佛。武则天登极为帝，改唐为周，由于佛教曾为其篡政效力，如僧法明便曾造《大云经》制造舆论，她改变高宗的政策，转向崇佛。天授二年（公元692年）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见《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宣称“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见《资治通鉴》二O四卷），取消了“老子”的“玄元皇帝”尊号，罢贡举人习《老子》。武则天下诏广度僧人、大兴佛寺、建塔、铸像、写经、向佛僧“赐紫”、“跪加恩礼”，声势、规模都十分宏大。《谏白马坂大像表》中说：“陛下（武则天）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见《全唐文》卷二六九）。佛教高涨起来。但武则天的“崇佛”，也并等于不容道教，不过出于其-目的（即削弱李唐的社会声誉与影响，突出佛佑武周）而有亲疏之差而已。

    第四阶段为唐玄宗的崇道。武则天去世后，韦、武外戚掌权，统治者内部相互倾轧、残杀，唐玄宗李隆基收拾了混乱的政局，励精政事，创开元（公元713—741年）盛世。他恢复太宗、高宗“尊道”的政策，但总的还是“僧道并行制”（见《全唐文》卷十八）。开元后期，玄宗由“尊道”趋向“崇道”，开元十九年令五岳各置老君庙，二十一年令士庶家藏《老子》，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二十五年规定老疾不堪厘务者与致仕道士女冠皆隶宗正寺；二十九年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画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文中子》、《庚桑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二年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年册才君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更追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又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玄宗崇道可说至极，但佛教声势并不曾减弱。足见意在“尊祖”以安定天下，而非抑佛也。

    第五阶段为唐宪宗的佞佛、媚佛。佛教自唐初以来，总的来说是日新月旺，势力强大。至宪宗李纯在位时（公元806—820年）则更是甚嚣尘上，关键便在宪宗的佞佛、媚佛。元和初（公元807年）诏“僧尼、道士全隶左右街功德使”，释道并重。但他既迷信神仙之道，更是迷惑于佛教，所撰《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中说：“嗣守丕业，虔奉昌图。听政之暇，澡心于此，以为摄念之旨”（《全唐文》卷六十）。他佞佛、媚佛的突出表现则为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之迎佛骨。唐史记载：陕西凤翔法门寺“护轩具身塔”藏有“佛骨”。塔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元和十三年派太监前往奉迎“佛骨”，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长安，先供奉于宫廷，然后关诸寺“供养”。在此期间“王公士庶，竞相舍施，惟恐弗及。百姓有破产充施者，有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当时著名文人韩愈曾上表切谏、“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见《昌黎先生集》卷三九）。韩愈差点被宪宗怒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旧唐书·宪宗纪上》说：“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僧道便是“等食”者。此事说明佛教在当时之炽烈，人民深受其苦。

    第六阶段为唐武宗之“灭佛”。唐武宗李炎较之宪宗李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改“佞佛”而为“灭佛”。唐武宗在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实行排佛政策，固然与他好道术修摄之事有关，但主要还是在于僧徒日多，佛寺日崇，寺院聚财占地太多，免役免税人口太多，严重妨碍了国家利益和以皇族为首的世俗地主阶级的利益。唐武宗废佛敕中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旧唐书·武宗本纪》）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敕祠部对天下佛寺、僧尼数字进行调查统计，共有大、中寺院4600年，较小的寺庙40000所，僧尼260500人，还有寺院役使的奴婢150000人（数字实际更大），那时候全国的户口也只有4955151户（据《唐会要》），僧尼及其奴婢在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是相当大的。“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雕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因此武宗下决心废佛，“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十万；废丹艧无用之室、何啻亿千”（《旧唐书·武宗本纪》）。武宗敕令：两都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其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寺二所，上等寺留二十人，中等寺留十人，下等寺留五人。其余僧尼，勒令还俗。非保留寺院，一律拆毁；其田产财物，悉加没收；废寺之铜像、磬、钟，收徼铸钱……。这次废毁大、中寺院4600多所，小的寺庙40000多处，还俗僧尼、充两税户的26050人，解放奴婢150000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唐武宗废佛之举，确有利于当时的国计民生，对于发展生产、整饬社会风气，是很有好处的。这就是佛教徒所说的“会昌法难”。剖析其内容实质，关键何尝在佛教与道教之矛盾？

    纵观唐初至武宗对待宗教的政策，从信仰上讲，是佛道兼容，都允许传播，而且加以扶持，事实上佛道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的崇道、抑道、崇佛、废佛，都不过是统治者-措施的体现。从表现形式看，固然似是佛道之争而导致佛道-沉，而实际上内因、主因还是在经济与-方面；如果说有涉于佛道，也不过是两个不同的教团，顺着帝王的意图而争本教团之势利而已，何尝是佛道义理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呢？

    元代曾发生两次敕令焚毁道教经书的事件，这是道教徒所痛心疾首、讳莫如深的事情，也是历史上佛道斗争最突出的事件之一。

    金元之际，全真道教在北方兴起，由于元太祖成吉斯汗十分器重当时全真道折领袖丘处机（道教称长春真人），因此全真道盛行于北方。自金宣宗贞祜年间（公元1213—1217年）南渡以后，佛教萧条，名兰精刹，半就荒芜，而全真道在金代贞元、正隆、大定年间（公元1153—1189年）便已遗民麕积，十分盛行，“情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见《遗山集·紫微观记》），“势如风火，逾扑逾炽”（《金石萃编未刻稿》一）；在元初又受到元太祖的扶持，因而取代佛教而兴旺于北方。道徒恃势改佛寺为道观的有482年（张伯淳《辩伪录序》），这是发生在元太祖末年、太宗初年（公元1229年）的事，曾引起大臣耶律楚材等的强烈不满与关注；同时，全真道徒每以丘长春曾京戏诏西游雪山说成吉斯汗事，比喻为“老子”西行化胡，丘长春的弟子李志常刊行《老子化胡经》及全真道徒造作的《老子八十一化图》，这便引起元统治者的不安与佛教徒的反抗。早在金代章宗明昌年间（公元1190—1194年），统治者便已警惕全真道生变，“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遗山集·紫微观记》）；到元代全真道更为日趋高涨，自然使统治者感到威胁，虑其有“张角斗米之变”。到元宪宗五年（公元1255年），佛教声势渐复，嵩山少林寺僧福裕（号雪庭，属曹洞宗）应诏赴京，讼全真道之事于宪宗，西僧那摩大师等为之搘拄，于是佛道之争激化。释祥迈《辩伪录自序》指责全真道：“邱处机妄言谄上，李志常矫饰媚时，萃逋役之罪徒，集排释之伪典，令狐獐首编妄说，史志经又广邪文。”佛道两教对于《老子化胡经》真伪之辩，又复掀起。元宪宗六年（公元1258年），佛教以释福裕为首，道教以张志敬为首，各十七人，辩论于上都，皇帝亲为裁判。结果判全真道士“大败”，勒令道士落发、恢复侵寺二百余所，《化胡》等经及雕板，尽令焚毁（见《道园学古录·至温禅师塔铭》）。这是元代的初次辩论及焚经。二十一年后，即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会有言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关西等处经板尚存，“诏谕真人祈志诚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见《元史·世祖纪》）。即敕令自行选择焚毁。而至元十八年，“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从之。”这次是除《道德经》外，余悉焚毁。焚经的地点便在燕京之悯忠寺，即今北京的法源寺。道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本来自西晋《老子化胡经》行世以来，佛道辩论真伪已久，而且人知其伪，何须如此争论不休，更何必皇帝裁判呢？其实佛道势利之争，这时也反映了民族意识的矛盾，元统治者之打击道教，乃是藉佛道矛盾而挫折道教之势，消除-上的潜在威胁。

     “会昌法难”与“元代焚经”，是历史上佛道斗争的两次最突出、最激烈的事件，探究其内情，都不过是教团之间的势利之争，而非义理之争；且这种斗争；终归为封建统治者所操纵和利用，使之为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