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承袭儒家心性之说，亦肯定人性天赋，道教所信奉的《黄帝阴符经》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道教在修持理论方面有所谓“性”、“命”双修，修性即修心，亦即扩充心中之善根，积善累德；不过道教的心性说更同其神学紧密结合的。如《太平经》中就说，人之“心”，属于天，并与天通，“真人但安坐深幽室闲处，念心思神，神悉自来到”，“故求道德凡人行，皆由至诚，乃天地应之，神灵来告之也”（卷九十六）。又说：“专心善意，乃与神交结也”（卷九十八）。意思是只要正心诚意，修性养德，便能发挥固有善性，悟性而知天命，神估而登仙箓。荀子性恶说，道教亦同样吸取。《性恶篇》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止，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道教亦以人性多欲好利；本身便有“三业罪恼”，故天神“道君”便降下“道诫”来检御人之身心，防止恶心邪欲、乖言戾行，禁戒作恶，导之精进向善（《云笈七签·说戒》）。

    后汉，儒家有性三品论，分人性为上中下三种，即善、不善不恶、恶。王充《论衡·本性》说：“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无分于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唐代韩愈《原性》更发挥性三品说，“性也者，与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于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之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道教在其规戒中便强调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云笈七签》卷三十八《说戒·说十戒》说：“秘要之阶，不过慈善，慈善之法，不违科戒。戒有多种，人亦多品。上品之人，身行多才多艺犯，亦无所持；中品之人，必有上下，观境即变，以戒自制，不令放逸，如此之人，或受十戒五戒，以自防护；下品之人，恶心万般，难可禁制。下品之中，复有二品，上品者身欲奉戒，或受一百九十九戒，或受观身三百大戒，或受千二百威仪之戒，以身防保，令无越逸；下品者身同禽兽，虽有人形而无人心，纵受其戒，终无所益”。

    金代兴起的全真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圆融，融合释、道两家宗教义理，尤重儒家心性之说。《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记载：“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常率其徒演法建会者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拘一教也。”徐琰《郝宗师道行碑》记载：“重阳真君……{并刃}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全真道以“识心见性”为主要教义，《重阳立教十五论》便强调“定心”、“炼性”、“修炼性命”以求积功累行，超离三界。《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便说“性”是元神，是宗，是根，是主。《重阳祖师论打坐》便强调炼真性，超三界。王重阳的弟子们更阐发其教旨。如《马丹阳论修真》中说：“性定则情忘，形虚则气运，心死则神活，阳盛则阴衰”，“清静者，清谓清期限心源，静谓静其气海。心源清则外物不能挠，性定而神明；气海静则邪欲不能作，精全而腹实”，“不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可谓不出户而妙道得矣”。总之，认为修道要识心见性，“性”为根，炼性修心，才可以保其全真。

    除以上所述四方面外，道教的“仙道贵生”的教义，也与《易传·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致。儒家“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的祭祀礼法仪典，也是后世道教制订其斋醮仪式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