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经过汉魏晋的发展，道教有左慈、梁谌、葛玄、鲍靓、郑隐、葛洪、魏华存、杨羲、许谧、葛巢甫等造构金丹、上清、灵宝等道系经籍，佛教有竺法护、支谶、支谦、康僧会、佛图澄、支道林、道安、僧伽提婆、慧远、法显、鸠摩罗什、僧肇、佛驮跋陀罗等翻译大量佛典，彼此之教义教制均臻完备，教团声势亦渐强大，在社会上已形成儒、释、道鼎足而立之势，道教与佛教两大教团可说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形成对垒。这样，彼此之间的矛盾便逐渐扩大、激化，从教团-、经济利益，社会声誉以及义理等方面展开斗争。封建帝王貌似公允，斡旋其间，实际是推波助澜，控制操纵，使有利于巩固统治的目的。在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之间的斗争最激烈的事件则为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反佛与南齐夷夏之辨。

    北魏统一华北后，鉴于自己是鲜卑族拓跋部，为了消除汉人由于民族隔阂而产生反抗，因而实行与汉族相同化的政策。首先，自言拓跋部本是黄帝的后裔。《北史·魏本纪》说：“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国，其处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既是汉族血统，当然有权继承羲农正统，建立王朝。为此，拓跋氏改姓“元”，提倡拓跋部改着汉装，禁止在朝廷内使用鲜卑语，在选用官吏方面仍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主义，在对待宗教的态度方面，也表示信奉道教。这是北魏统治者的-策略。而对这种政策的实施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则为信奉道教的司徒崔浩与新天师道领袖嵩山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本汉人，激烈反对佛教，信春寇谦之的《神中录图新经》之道（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由于寇谦之新天师道的兴起，与佛教形成抗衡，而崔浩又操纵北魏的-策略为之煽动反佛，这样就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残酷的反佛事件。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下诏毁灭佛教。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太武帝）乃下诏：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逢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上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佛教）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而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疆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以太平七年，遂灭佛法。分军四出，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无少长坑之！其窜逸者，捕获枭斩！”在这一“灭佛”事件中，道士寇谦之虽与崔浩同谋，但他也反对屠杀，《魏书·释老志》记载：“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净，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再者，信佛教的太子晃（恭宗）暗中保护僧尼，“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之，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往时所毁佛寺，得复修葺，佛像经论，皆得复显。

    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帝召释道门人辩论佛道先后，由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谟最对论，帝颇袒佛。据《广弘明集》卷一引录《魏书》云：“侍中尚书令元又宣敕语：‘道士姜斌，论无宗旨，宜下席。’又问《开天经》何处得来，是谁所说？即遣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等就观取经，帝令议之。太尉丹阳王肖综、太傅李实、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读论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加极刑。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配徙马邑。”

    北周（公元557—581年）统治者宇文氏，本鲜卑族人，宇文觉废西魏王，建国号“周”，从宇文泰（周太祖，宇文觉之父）起，其-策略便颇似北魏太武帝。周太祖宇文泰（公元507—556年）为西魏丞相时便十分重视儒术，重用武功人苏绰，苏绰为他制定六条施政方针，（一）先治心，（二）择贤良，（三）尽地利，（四）均赋役，（五）敦教化，（六）恤狱讼。（见《周书·苏绰传》）以上六条，从-、经济上都有涉及佛、道教利益的地方。北周武帝宇文邕之“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政策的需要。据《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义灭佛法事》记载：“帝以得志于天下，一无虑也。然信任谶纬，偏以为心。自古相传，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礼沙门并著黄衣，为禁黑故。有道士张  ，谲诈罔上，私达其党，以黑释为国忌，以黄老为国祥，帝纳其言，信道轻佛，亲受符箓躬服衣冠。有前僧卫元嵩，与  唇齿，相扇惑，动帝情，云僧多怠惰，贪逐财食，不足钦尚。”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以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不表故也。”同年又依前集论，“帝曰：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同年又敕司籴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辨其正伪。天和五年（公元570年），甄鸾上《笑道论》贬低道教，“帝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惬本图，即于殿庭焚荡。时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云内教外教也，练心之术名三乘，内教也，救形之术名九流，外教也。道无别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谦谦也。帝览以问朝宰，无有抗者，于是遂寝。”至建德五年（公元576年），“敕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馀如别述”。不久，又相继下诏更兴道教、废除佛法。《广弘明集》卷十《叙周武帝更兴道法》记载：“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自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袐赜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同卷《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诏》：“诏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负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周武帝这样作，实出于宇文氏一贯的“先治心”、“敦教化”的治国方针。他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主张汉化；所谓“敦教化”，实质即敦汉化。周武帝废佛，除了抑制佛教的势力，主要还是在免除寺院的僧祗户、寺户，没收寺院的巨大财富，充实皇族财产和扩充兵源与增加劳动生产者。据《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记载：“（慧）远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等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于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帝已行虐三年，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既克齐境，还准毁之。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刮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续僧传》卷二三《静蔼传》哀叹说：“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这的确是佛教在历史上遭受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周武废佛，固与道士张宾挑唆有关，但实乃周武帝实行其-、经济政策之所必为；且道教在这一斗争中亦非胜利者，同样也受到巨大的损伤。

    关于南朝的佛道斗争情况，其最激烈的事件便是南齐（公元479—502年）顾欢发动的夷夏之辩。

    南朝宋、齐时，有道教思想家名顾欢，宇景怡，一字玄平。他曾向齐高帝（公元479—482年在位）进《治纲》一卷。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征为太学博士。在南朝刘宋时，他曾写了震动当时儒、释、道三家，而且影响甚为深远的《夷夏论》。《南齐书》卷五四《高逸·顾欢传》说：“欢虽二法，而意党道教。”唐释道宣《辨惑篇》亦有述评：“顾欢，吴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欢著《夷夏论》以统之。略云：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则在夷，故为夷言，道既在华，故为华语。独立不改，绝学无忧，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分，迷者分未合。亿善编修，修编成圣。虽十号千称，终不能尽。然其文中抑佛而扬道，斯门人也，不足评之。”顾欢的《夷夏论》，的确是这样，表面上等同佛、道，实际上贬低、排斥佛，主张奉道教。究其实质，乃是汉族与异族文化，宗教、习俗矛盾的反映。

    顾欢认为，佛、道有很大的差异，《夷夏论》中说：“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磐折，候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续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这学。”又说：“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奴手}<括号内为上下结构>，上绝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反对效法！

    顾欢党道排佛的立论，掀起了思想界、宗教界的波涛，袒佛者大举反驳，鼓吹佛优于道，认为夷、夏均当效法。如宋司徒丧粲（化名“通公”）首先撰文驳顾，继之者宋散骑常侍何镇之（作《与顾道士书》、《重与顾道士书》）、宋朱昭之（作《难顾道士夷夏论》）、宋朱广之（作《谘顾道士夷夏论》）、宋释慧通（作《驳顾道士夷夏论》）、宋释僧愍（作《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南齐明僧绍；作《正二教论》等。也有意同顾欢者，如南齐长史张融，作《三破论》，非毁佛教；而反驳张融的亦大有人在，如南齐周颙（作《难张长史门论》、《重答张长史书》）、梁刘勰（作《灭惑论》）、释僧顺（作《释三破论》）、释玄光（作《辩惑论》）等。相互讥讽，辩难偏激。如张融《三破论》，攻击佛教“入国而国破。狂言说伪，兴造无费，苦克百姓，使国空而民劳”“入家而家破。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入身而身破。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生之体”。最后还说：“寻中原人士，莫不信道！今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这已是泼口辱骂了。而释玄光作《辨惑论》亦激烈反斥，骂道士为“老鬼民”、“煨烬”、“渣糁”，“矫诈谋荣，必行五逆；威强导蒙，必施六极。虫气霾满，致患非一”。所谓“五逆”，即；禁经上价一逆、妄称真道二逆、合气释罪三逆、侠道作乱四逆、章书代德五逆。所谓“六极”，即：畏鬼带符妖法之极一、制民课输欺巧之极二、解厨纂门不仁之极三、度厄苦生虚妄之极四、梦中作罪顽痴之极五、轻作寒暑凶佞之极六。张融《三破论》说：“胡人无二，刚强无礼，不异禽兽，不信虚无，老子入关，故作形象之教化之。”释僧顺《释三破论》则说：“释圣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显；居道之末者，常称道而道不足。”佛道两派势力折冲口舌之间，勾斗势利之域，不外争名声上之宗末优劣，地位上之高低主从，极少涉及两教之间在根本义理上的矛盾。共背景固然有民族文化矛盾存在，而佛道教团之间为势利争斗的色彩也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