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初传中土的佛教，等于移植异地，较之在中土扎根成长的道教，其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相关便十分悬殊了。东汉明帝时来中土的印度僧人迦叶摩腾（一名摄摩腾）、竺法兰，汉桓帝时来中土的安息国王子安世高等，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习俗是陌生的，人生疏，且不懂汉语，不晓汉文。当时要传播佛教，首先的、而且是主要的活动便是翻译佛教经典，这就不能不请汉人来协助翻译，可是汉人又不懂巴利文、安息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当时译经之困难是可想见的，彼此只能是揣摩、探索而为；即使如汉桓帝末年来中土的月氏国僧人支谶（全名支娄迦谶）虽通晓汉语，也只能口述而由汉人译为汉文。又如著名佛教翻译家安世高，他的助译者便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出家的汉籍僧人严佛调。汉代盛行黄老之学，中土知识分子大都曾有所研习，较为熟悉；且佛教的闳大玄奥之论，与中土诸子百家之思想相较，与“黄老”思想约为接近，故而助译的汉人自然用习惯的本土黄老之学的思想与语  去附会和翻译佛典。再者，西域僧人乍入中土，欲图佛教在中土插足、立足，为中土人所容纳、接受，不觉其为异族宗教而相排斥，自然不能不入境随俗，适应群众心理与文化素质，因此亦有意依附黄老之学，以顺应当时中土的社会需要。这是必要的策略和手段，也是必然的开拓新的传教领域的方式。正是由于初译的佛典与黄老之学在形式上无悖，故而最初信奉浮屠之教的封建贵族，视佛教为“清虚无为”之学，与黄老之学同样对待，如汉明帝时的楚王刘英、便“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又如襄楷在其《上桓帝疏》中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这时，黄老道与佛教在人们心目中是相同性质的宗教，一视同仁。东汉末牟子撰《理惑论》，概述和总结了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土传播的情况。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史料，信奉佛教的牟子其人，以及牟子对当时儒、释、道的看法与态度，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梁释僧祜撰《弘明集》卷一《理惑论》首段简介说：“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虽不乐兵法，然犹读焉；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虎诞”，“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后见世道扰攘，非显己之秋，“乃叹曰：老子绝圣弃智，修身保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可贵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说明锐志佛道的牟子，亦兼研《老子》，《理惑论》最后一段说：“问曰，子之所解，诚悉备焉，固非仆等之所闻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条，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转蓬漂而车轮成，窳木流而舟楫设，蜘蛛布而罻罗陈，鸟迹见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无法成难。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德》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说明牟子对佛、老是两样效法的。《理惑论》中视《老子》学说为可尊之道，殊多颂扬，并且大量援用《老子》的概念、语  来阐述“佛道”，如：

     “盖闻佛化之为状也，积累道德，数千亿载，不可纪记。”（第一问）

     “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怳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第二问）

     “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三皇之时，食肉衣皮，巢居穴处，以崇质朴，岂复须章黼之冠，曲裘之饰哉，然其人称有德，而孰疣之？信而无为，沙门之行，有似之矣。”（第十一问）

     “问曰：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牟子曰：……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第十二问）

     “佛经所说生死之趣，非此类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复其明，无遗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实贵寂寞。”（第十三问）

     “牟子曰：富与贵，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圣人为腹不为目’，此言岂虚哉？”（第十九问）

     “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门，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犹言也。”（第二十一问）

    牟子《理惑论》反映东汉佛教依附“老子”之学，是十分鲜明的。而对于道教的神仙方术，则不仅不依附，而且是持排斥态度的。如：

     “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焉得同哉！”（第二十九问）

     “老子著五千之文，无辟谷之事。圣人云，‘食谷者智，食草者痴，食肉者悍，食气者寿’，世人不达其意，见六禽闭气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为之，不知物类各自有性，犹磁石取铁，不能移毫毛矣。”（第三十问）

     “未世愚惑，欲服食辟谷，求无穷之寿，哀哉！”（第三十一问）

     “问曰：神仙之术，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谓澹泊之至也。仆以为可尊而贵，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为北，自谓不惑，以西为东，自谓不矇，以鸱枭而笑凤凰，执蝼蚓而调龟龙。蝉之不食，君子不贵，蛙蟒穴藏，圣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为贵’，不闻尊蝉蟒也”。（第三十六问）

     “问曰：道家云，尧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当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圣人所语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长久，而况人乎？”（第三十七问）

    牟子《理惑论》尊佛、尊老、尊孔，而对道神仙方术则加以毁讪。与此同时，道教流布的《太平经》，也有影射毁讪佛教的内容，如卷一百十七《天咎四个辱道诫第二百八》说：“为子详陈道大瑕病所起，使天下后学者，令昭然知其失道也。其第一曰不孝，第二曰不而性真，生无后世类，第三曰食粪饮其小便，第四曰行为乞者。故此四人者，皆共汙辱天正道，甚非所以兴化”。道教、佛教本来教义迥异。而当时并未出现显著的斗争，这说明东汉的道教与佛教是共同依附“黄老”之学，在这一共同思想基础上，而且在彼此羽毛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尚能求同存异，协调少争。当然它们矛盾是存在的，而且争端已开其端倪，不过当时还是以求同为主，而斗争尚处于次要状态而已。这种情况，大致维持和勉强维持到东晋。

    汉魏晋道教、佛教共同依附“黄老”，佛教并不依附神仙方术，道、佛求同存异，协调少争。这是笔者对道、佛关系的第二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