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别录》云：“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保。驺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五谷生，今名黍谷。”《汉书·刘向传》中谓邹衍曾著《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刘向父刘德曾治淮南犹得书，故曾读诵此书。据此可知战国末的邹衍乃当时一大方士。先秦方士有术而无理论，有则当自邹衍起。他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而著《五德终始》之论，并运用这种理论造构了方仙道的宇宙构成论、历史观、形解销化之术及依于鬼神之事的理论。先秦的方仙道乃是道教的前身，故而道教从其思想根源来讲，早已与阴阳五行说有密切关联。

    汉武帝时，儒家的董仲舒，以“天命论”为核心，收取邹衍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改造儒学，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神学体系。这种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儒学曾风靡一时，几乎是儒生方士化，这便为信行方仙的术士们进一步提供了理论资料。汉成帝时，刘向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洪范五行传论》。刘向本人亦颇好事方术。足见西汉阴阳五行之盛。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从战国末便开始吸取阴阳五行说为理论的方仙后裔，自然更紧密地与阴阳五行说结合，最为显著的便是汉成帝时的方士齐人甘忠可所造作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汉书·李寻传》中说，“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甘忠可）此道。”足见甘忠可的原始太平道，即以邹衍“五德终始”之论为理论依据。甘忠可所著书虽已失传，但是散存于民间的残遗之篇，在汉顺帝时由于吉收集并扩充成了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此部神书，可以说奠定了道教教义教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