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方技四家皆祖黄帝而宗道家、阴阳五行家：我国古代养生法萌芽很早，在战国周安王时期（公元前401—前376年在位）便已有《行气玉佩铭》所刻关于行气养生法的记载（见罗振玉《三代古金文存》。郭沫若考证《行气玉佩铭》可能为周安王二十二年所作），但在战国早期，基本上只有为巫师掌握的巫术与为方士利用的原始方术，没有理论，更谈不上自成体系的理论与方法，只有在齐桓公（公元前374—前357年在位）兴办稷下学宫，活跃学术研究，诸家学说得到稷下先生们的直接交流后，特别是黄老学说兴盛、邹衍阴阳五行说兴起后，方士们才依附、吸取黄老学说及阴阳五行说来造构自己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为指导，来归纳、整理当时流行于社会的医疗、药物、房中、方仙等各方面有关营卫生命的知识与方术，逐步建立起有理论、有方术的养生学体系。相传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化体系的创建者，黄老学派尊黄帝是最崇高的圣人，方仙家宣扬黄帝长生不死，飞升成仙；方伎家又是靠吸取黄老学说才能造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家皆认黄帝为祖师，同时也标榜自己的理论源于道家与阴阳五行家。比如经先秦以至于汉代增补修改而成书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全面阐述医学的典籍，便冠以“黄帝”之名，意即黄帝问道天师岐伯而撰此书，是阐发和传播医道的祖师。以黄老学说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依据，阐述养生之道及人与自然、人体内部脏腑的相互关系，并进而阐明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医学问题。古代的药物学亦以阴阳五行说作为万物的归类方法和推演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认为事物皆有阴阳、五行的属性，药物学便是应用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使之平衡；同时也应用事物五行属笥之间相生、相克、制化、相乘相侮的规律，使之平衡。“平衡”，也就是人体的健康。古药物学虽然是推祖于尝百草的祖农氏，但是最善于应用药物的则是黄帝。房中之学在先秦便已流传，比如《吕氏春秋·情欲》便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认为房中之事应以有利于养生为原则。我国最早的房中专著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也都托黄帝与容成公等的分别问对而成书，黄帝被描述为此道之集成者。又如《黄帝三王养阳方》等房中古籍，也都冠以“黄帝”之名。至于神仙家则更是尊崇黄老，宣扬黄帝修仙道，终而骑龙升天；对阴阳五行说更是热衷依附，《史记·封禅书》便说“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这就是说，方技四家，有着共同运用的理论依据，而且共同自饰为发源于黄帝。

    第三，医道与炼养之道相须互辅，不可分离：人要维护生命，一要健强形体，预防疾病，二要有病治病，恢复健康，这两者是不可脱离的。古时巫医不分，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也逐渐分工发展，巫产生了神仙炼养方士，医则产生了医药学方士。各有偏重，炼养者重健身防病，而医药之道则主要是治己病；但炼养学亦重医药，医药学亦重炼养，两者从来就是相须互辅的。比如古医学便很重视养生学，《黄帝内经》的前三篇《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均是论述养生之道。《上古天真论》阐扬善养生者所能达到的四个层次说：“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沿海，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同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明显是推崇神仙家的养生理论，视为最上乘的益寿延年之道，甚至同意神仙家所宣扬的人可以寿敝天地，长生不死。古代神仙家论养生之道，自来也十分重视医药学，十分讲究服饵之术，他们不辞劳苦寻觅仙方仙药，入深山采灵芝、黄精、茯苓、活首乌等，认为服之有奇效，可以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他们往往是真正的尝百草者，是药物学的开拓者。防病与治病，养生与医疗，是营养生命两个方面，有机的紧密联系，相须互辅，不可分离。

    正是由于上述思想理论方面的密切联系，古代的图书分类者，将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四家同归于方技类。后世的道教，是古神仙家之后绪，承袭神仙家的信仰与方术，其养生理论也依然如旧，同时也仍与古医药学保持固有关系，故而明《正统道藏》的编纂者有所选择地收载一些医药学古籍，这是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