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异说纷纭。《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又载：“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这就是说，佛教是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汉武帝时班勇只是知道身毒奉浮屠。《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所，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图经》。”这是说汉哀帝时景卢从大月氏王使伊存那里听受了《浮屠经》，景卢是接受佛教经典的第一人。《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记载：“汉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馀，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这是说汉武帝时已烧香礼拜大神“金人”，听说有浮屠之教。《释老志》接着又补充三国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有关佛教传入中土的记载，说：“哀帝元寿元所，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这便肯定了佛教在中土传播是始于汉明帝时。尔后史载楚王刘英“尚-屠之仁祠”，汉桓帝“祀浮屠”，渐次转盛。据上述史料，从西汉哀帝时秦景宪听受《浮屠经》，到汉明帝时天竺沙门入中土传教，是公元前二年至公元65年。佛教初传的时间与道教初兴的时间大致同步，而道教的原始道派“赤精子”之道（原始太平道）的传播略早于佛教之初入中土，道教的五斗米道、太平道之盛行期则与佛教渐次在中土流通同时。

    道教的初兴与佛教的初入，一开始便迥然有别，道教基本上属于民间宗教，而佛教初入便是多在贵族（如刘英、刘志）与士大夫阶层传播的官方宗教；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是外来宗教。

    历代研究道、佛历史的学者，大多以为道教的形成是由佛教传入的启示、刺激，甚至认为是模仿、抄袭佛教的产物。我对这样的论断，有一点疑议。第一，时间前后不可倒置：明明原始道教已传播于西汉，有经典（《包元太平经》），有教团组织（奉行赤精子之道，领袖为甘忠可、夏贺良、李寻等），何得而模仿尚未传入中土之佛教？案道教创教人前后有三，即甘忠可、于吉、张陵、因甘忠可、于吉为统治者所诛灭，而五斗米道张鲁归顺曹魏，得到统治者承认，故后世道教以张氏为创教者。而事实中甘忠可、于吉（纂集《太平青领书》的于吉）更早于张陵。第二，本末不可倒置：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崇拜，其义理融吸了古代道家、墨家、儒家、阴阳五行家中的神秘主义思想因素，这是它教义结构的基础。即使尔后对佛教义理有所吸取，但道教始终未改变它以神仙崇拜为核心的特征。本与末，主与次，不能倒置。第三，内因与外因不可倒置。道教的产生，决定因素在于中土苦难的社会，一是人民生活苦难，二是中土宗教意识的发展。佛教的初传，对道教的形成，似未见起过作用。即使传入后对道教的发展有影响，也是十分微小的。因汉代佛教初入，译经少，信徒亦少，对社会影响不大，当时它远不如道教声势之大，何得而对道教发生巨大的、决定的影响呢？

    道教之产生，与佛教之传入无关系；汉代初入中土的佛教，对道教的发展，其影响亦微而不著。这是笔者对道教与佛教关系的第一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