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与政权有密切联系的门阀士族，都卷进了这场争夺政权的殊死斗争，贵族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宴、王弼等深感荣辱浮沉、生命安危之不测，在精神上感到苦闷、压抑，为宣泄心中之块垒，舒发内心之-，兴起了挥尘清谈《老子》、《庄子》、《周易》的玄学之风。魏晋玄学的兴盛，促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庄子》那“洸洋自恣以适己”，放任自然，漠视功利的思想，以及极富想象力、富有启发性的奇文，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喜爱，阐发、注释《庄子》的书骤然便多起来。《晋书·王弼传》：“魏正始中（公元240—248年）何宴、王弼等祖述老庄”。继之撰《老子》注本的有向秀、郭象、司马彪等。《世说新语》说：“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别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西晋郭象为人行薄，以向秀之《庄子解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晋宗室司马彪于晋武帝太始时（公元265—274年）亦曾注《庄子》，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共五十二篇，分为二十一卷（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已著录。司马彪注早已散佚，后存辑本两种，一为孙冯翼辑，在《问经堂丛书》中；一为茅泮林辑，在《古逸丛书》中。后世较流行的是郭象注本，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三十三篇，分三十三卷。在魏晋清谈玄学风气放开后，《庄子》之学便大行于世。魏晋前学者盛称“黄老”，而以后则盛称“老庄”，甚至有以“庄老”联称的，《庄子》俨然居《老子》之前。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郭象注《逍遥篇》说：“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注《在宥篇》中说：“夫庄老之所屡称无者何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南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庄子》之学，在魏晋便为道教所关注，直接吸取其思想以深化教义。如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便在所著《抱朴子·内篇》中吸取《庄子》中有关宇宙本体、“真人”、道术的论述，以证论仙人、仙境、仙术之存在；不过他在神仙理论上又不完全同意《庄子》的思想，如《抱朴子·释滞篇》中说：“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这就是说他对《庄子》思想有所扬弃，肯定其“大旨”而否定其“齐死生”之说。到南北朝时，庄周便已被神化为仙人，列入道教神团体系（见陶弘景《真诰》卷十四及《真灵位业图》）。尔后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成玄英、孙思邈、李含光均曾注疏《庄子》。唐代帝王宣称李耳是他们的祖先，奉“太上老君”（即被道教神化的《老子》作者李耳）为教主的道教是唐室“家教”，而道教以庄周为老子的门下弟子，“老子”受尊崇，“庄子”也便跟着被抬高。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37年）下令崇尚玄学，生徒要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中子》、《庚桑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改称为《南华真经》，从此被道教列为主要经书。
据近代著名学者陈撄宁先生考证，“南华”之名在唐玄宗天宝之前早已有之，《隋唐·经籍志》子部道家类已著录梁旷撰《南华论》二十五卷，又《南华论音》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也著录梁旷撰《南华仙人庄子论》三十卷，梁旷其人曾与北魏卢景裕同时注过《老子》，推知大致是公元六世纪中叶的人。为什么要名“南华”呢？据注家说庄子号南华子，因隐于曹州之南华山而得名。（见陈撄宁《道教与养生》）。
现存于《正统道藏》中的《庄子》本及注疏本有：有洞神部本文类有《南华真经》五卷，洞神部玉诀类有宋武林道士褚伯秀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O六卷、宋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三十二卷、宋碧虚子陈景元分章解《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十四卷、又《南华真经章句馀事》一卷、未暑名《南华真经馀事杂录》二卷、《南华真经直指》、宋崇德悟真大师贾善渊进《南华邈》、临川吴澄述《南华内篇订证》、庐陵竹峰罗逸道述《南华真经循本》三十卷、宋王元泽传《南华真经新传》二十卷、又《南华真经拾遗》一卷、东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三十五卷。可见道教对《庄子》之尊重。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