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田子方》：“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矣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犹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尺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昏，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矣夫！’”

    《庄子·让王》：“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庄子·列御寇》记述，列子去齐国，半道受到卖浆者的殷勤款待，“惊骇”而返，伯昏瞀人问他为何这样惊骇？列子说：“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以外镇人心，使人轻乎贵老，而{敕韭}<括号内为上下结构>其所患。夫{将食}<括号内为上下结构>人特为食羹之货，无多馀之赢，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而况于万乘之主乎！身劳于国而知尽其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

    归纳《庄子》所载，则列御寇为战国时代郑国人，与郑{纟需}公当政时（公元前422—前395年）的相郑子阳同时。他的老师是壶子。列子家贫，安贫乐道，淳素自然，是一位摆脱了名缰利索，不为利诱，不为物累，飘然与大化游的有道之士。他既是一位能御风而行的仙人，又是一位“面有饥色”和学射怵然“汗流至踵”的凡人。

    也有人以《庄子》多寓言，“列子”是《庄子》中的寓言人物。如宋高似孙《子略》谓：“周（庄周）之末篇（即《庄子·天下》）叙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列，岂御寇者，其亦谓鸿蒙、列缺者欤？”而可以与《庄子》相应证明战国时期确有“列子”其人的史料，亦斑斑在册。如《尔雅疏》引《尸子·广泽篇》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己皆弇于私也。”《吕氏春秋·不二篇》亦载“列子贵虚”。《战国策·韩策》：“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汉成帝时刘向撰《列子新书目录》，说：“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缪音穆）同时，盖有道得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注曰：“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这也都可证战国早期确有哲人列子，与郑{纟需}公同时；刘向所说“郑缪公”乃“郑{纟需}公”之误。

    关于《列子》一书，旧本题周列御寇撰。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定列子遗篇，撰《列子新书目录》，说“新书定著八章”，即“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刘向说：“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关于内容，刘向评介说：“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翁马迁不为列传”。斑固撰《汉书·艺文志》，据刘向所说，著录《列子》八篇。这是现存著录《列子》的最早史料。但刘向、班固所录的《列子》，早已失传，到东晋时才又有光禄勳张湛的《列子注》出世。张湛撰《列子序》中讲说《列子》得以复现的经过，他说：“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王宏，晋尚书，王弼之兄）、辅嗣（王弼），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王粲，魏侍中）家书，凡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竝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馀《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杨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世传《列子》，主要便是东晋张湛注本。张湛还评介《列子》说：“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坏（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庄子、慎到、韩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归》多称其言，遂注之云尔。”至唐，以《列子》为道家之典籍，尊“老”亦随之尊“列”，唐玄宗天宝初年奉《列子》为唐室“家教”（道教）的经典，改题《冲虚真经》。也正因此书被抬高，受到社会注重，也便开始有人对此书（指张湛作注的《列子》）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提出了疑问。第一个提出疑问的便是唐代的柳宗元，他作《辨列子》，指出书中一些时间与人物关系方面的差错，对当时行世的《列子》（《冲虚真经》）出于战国时代之说，有所质疑，认为可能系东晋张湛伪托之作，提醒人们“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自此以后，争论遂起。如：高似孙《子略》谓：“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特出于后人会萃而成之耳。”叶大庆《考古质疑》认为《列子》中有后人所增之言。黄震《黄氏日钞》认为张湛推出的《列子》是否刘向所说的《列子》，“殆未可知”？宋濂《诸子辨》肯定“决非御寇自著，必后人会萃而成”；又认为“御寇先庄周，周著书多取其说。若书事简劲宏妙则似胜于周。”及至清代以后，也依然众说纷纭。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战国时本有其书，或庄子之徒依托为之者，但自无多，其馀尽后人所附益也。”顾颉刚《重考古今伪书考》认为“其即为湛托无疑。”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谓：“《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姚鼎《跋列子》认为今存的《列子》，“盖有汉、魏后人所加”，自晋南渡，古书多亡佚，《列子》出于张湛，“安知非湛有矫入者乎？”肯定刘向所校《列子》八篇，非尽如今之八篇。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断言《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列子》已佚，只存其目，东晋张湛采集道家之言又“凑合”出《列子》，并且“载刘向一序”。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得较详细：“余籀读所得，知其书必出伪造”，“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而刘勰乃称其气伟采奇，柳宗元谓其质厚少伪，洪迈、宋濂、王世贞且以为简劲出《庄子》右，刘壎谓郑圃之馀，岂盲于目者耶？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欤？”而日本学者武义内雄《列子冤》则又另有见识，谓“向序非伪，《列子》作篇非御寇之笔，且多经后人删改。然大体上尚存向校定时面目，非弼之徒所伪作。”笔者以为，不论说法有多少，但大体上是两种意见，（一）：原本出于战国时代，为列子之弟子所辑录，后亡佚；西汉刘向曾搜集残篇，校定为《列子》八篇，亦亡佚；东晋张湛得王氏所藏《列子》遗篇，作注推出行世；（二）：原本早已亡佚无存，后世《列子》为王弼或张湛所伪作，连刘向《叙》也是伪作。笔者认为，既有前人遗篇，又有后人增益之作，前后相联系而论之，较为确切。

    自唐玄宗时起，道教便正式奉《列子》为道教经典，尊称《冲虚真经》。道教对《列子》有自己的看法，这可以北宋道士陈景元《列子冲虚至德真经释文序》为代表。序曰：“夫庄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满于太虚，而无形畤可闻也，故著书发扬黄老之幽隐，剖抉生死之根柢。堕弢解袤，决疣溃痈。语其自然而不知其然，意其无为而任其所为。辞旨纵横，若木叶乾壳，乘风东西，飘飘乎天地之间，无所不至。而后庄子多称其言，载于论说。故世称老庄而不称老列者，是繇庄子合异为同，义指一贯；离坚分白，有无并包也。昔列子陆沈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识，藏形众庶在国而君不知，天隐者也。人有道而人莫誉，道岂细也夫？书有理而世罕称，理岂粗也夫？人也，之书也，深矣！远矣！与物返矣！不其高哉！”

    考道教义理体系之建立，实在于魏晋以后，关于《列子》真伪之辨乃学术界的事，《列子》对道教义理的影响，是东晋以来的事实，完全不受上述辩论的影响；更何况先秦古籍早已载有列子的学说了呢？事实上道教也早已间接从先秦古籍中吸取了列子思想。道教既然宗本老子道家，当然也会尊奉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