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可以集中体现于“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上。它喻意深刻地揭示出为政的关键所在：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就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不能随意扰乱群众的日常生活。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为出发点，随心所欲地变换指令，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地坚决贯彻执行，就会收到国富民强的良好效果，从而达到“无不为”和“无不治”。薛永新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企业规章，大原则不能随意变更，只能因时间推移，市场演变和大小软硬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小调和”和“小改变”。企业只要抓住了大的原则，制定了大的基本规章，使企业有了一个正确的基本运行轨道，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就应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有效的，就不能轻易去“拨弄”它。

    例如，恩威公司“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的根本宗旨，薛永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尽管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都在变化，企业生存的软硬大小环境也在变化，恩威的治厂方略却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可能的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针对不同的先决条件，作出某些小调整。即便是这样的小调整，也要依据企业不变的大原则。例如，当无锡出现假“洁尔阴”后，恩威采取断然措施将市面已售出的、未售出的真假“洁尔阴”全部收购回来，虽然公司损失数千万元，但却杜绝了假货烂市，维护了消费者和医疗机构的利益。这种措施就是根据恩威不变的宗旨、原则和信仰，临时制定的应变方略，也是在枝节方面的“小改变”“小调整”。

     薛永新的“无为”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模式。首先，“以无事取天下”，这是企业“无为”的外部模式。在看待企业外部关系方面，薛永新不赞成所谓的“商战”提法。为什么呢?因为从“道”的立场上看问题，人们将会发现：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充满生机、欣欣向荣，那是因为万事万物都在“无为”之中顺应了规律、顺应了“道”的缘故，并不是“争”的结果。市场繁荣与否的道理也是一样，要紧的并不是彼此“战斗”、彼此相“争”，而是看准谁更能顺应社会规律和市场规律。薛永新认为，市场的真相是它接受真实并有价值的贡献。当生产的产品是社会众生急需的，那么，这种产品就是一种奉献，自然会有市场；相反，如果生产的产品不是社会众生所急需的，那么这种产品不仅不能算作是奉献，而且还要算是对劳动的浪费。这样当然没有市场可言。这里，衡量检验的标准，不是谁比谁更会“争”，谁比谁更善于“商战”，而是看谁找到了市场奉献点，并拿出了实际奉献。因此，对企业而言，最明智的市场谋略应当是：“以无事取天下”。它是《道德经》中又一流传甚广的名言，是“道”的发挥和运用。

    薛永新认为，在市场领域，“以无事取天下”就是要做到“不争”。因为“争”必然导致自我混乱，使自己脱离了市场根本，“争”就把人力、物力、财力投到了“奉献”之外，“争”就必然“有事”。有事者难以取天下。理性的企业，应当在“不争”上下功夫，自己去了解社会众生新的、未被发现的利益需求点，设法去满足这些尚未被市场发掘的潜在需求，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开发，拿出公众满意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是用新产品创造出了新市场。谁又能与企业“争”呢?

    不与任何企业竞争，只与他们竞赛，以无事取天下，这就是恩威公司“无为”的外部模式。

   其次，“我无为而民自化”，这是薛永新“无为”的内部模式。他认为，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理思想落实在企业内部的运行管理中，除了需要“企业宗旨”、“企业理念”和“企业信仰”等基础软件系统长期不变乱而外，还需要紧紧围绕质量标准，制定出操作规程；然后，针对工作标准，制定操作方法，使得每一个岗位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制性。制度、岗位、职责明确后，要让员工竞选自己的岗位。有什么样的才干、能力，选择什么样的岗位。员工上岗时，有权对不合理的规程和方法加以改进。这样就有了职工的参与性。恩威这样做，是为了让职工在企业内部运行中“自化”，领导层无须过多干涉他们，因为制度、原则、操作规程都已经建设好了，企业的运行也就有了基本轨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再过多干涉，结果必然会是“画蛇添足”，适得其反。

水德　

    天地万物间，老子至推者为水，常以水之品性阐释道的内涵。如在《道德经》中，他特地指出“上善若水，水善立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於道。”多年来，水之“德”一直启示着恩威的企业文化和经济发展。

    恩威公司现有三千员工，还有与此数目相当的业务人员散布在全国各地。那么，薛永新是怎样把众多“恩威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挥出强大的团队效应的呢?他提出，要学习水的品性，象疏导流水那样疏导员工，像按照水的自然规律去发挥水的作用一样，按照人的自然规律，去协调人的感情，引导人的思想，最大 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老子指出：“上善若水”，要求人们做到“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是讲，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动要像水那样适时而为。薛永新把老子的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就形成了他自己对员工的一套看法：

    他认为，员工是人，不是“职员”，更不是会说话的机器，必须以真诚和爱心来对待他们；

    他认为，人人都有善的种子，领导者只要能协助他们了解事业的意义和公司追求的目际，他们就会自我鞭策，勤奋工作；

    他认为，领导者应当使员工感到自已是被信任，被依靠的，如此，才能使大家乐于不断创新，勇于面对风险，并享受成功带来的欢乐。

    托马斯·彼得斯在《乱中求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一书中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由于“工种向狭窄的技能专业化”方向发展，把劳工视为机械工具的观念日益盘踞经理人员的头脑，以致形成了“美国的另一传统：轻视工人的作用”。相比之下，薛永新在对公司管理和员工的态度中，有着鲜明的东方传统文化特色。他把东方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相结合，以发挥人的潜力为核心，像疏导水一样疏导自已的员工，使大家与企业达成共识，从而构成强大的团队力量。这样看似柔弱，“而故坚强者莫之能胜”。

众善奉行　

    薛永新不仅是道家弟子，也是一名虔诚的佛学士。“众善奉行”是佛家思想的至高境界，也是佛家宣扬众生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正如《心灯录》上所说：“若要出离苦海，非为善，万万不能也。盖苦海乃众恶所成。”按照佛学的观点，即使是那些罪恶深重的罪人，只要真正有了向善的觉悟，“放下屠刀”，依然可以“立地成佛”。这是因为人本来都具有佛性，只因贪恋、执迷、陷入恶业不能自拨，障碍了佛性的自见和发扬。而人一旦对此有了根本觉悟，改恶从善，天地依然是无比辽阔空旷的。这就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本意。

    作为一名虔诚的佛学士，薛永新坚信“善可立业，恶有苦报”。他认为用掠夺别人的办法，最终既损害了别人利益，又损害了自身利益；用真诚奉献的办法，结果将是既为人类谋了福利，也为自已谋了福利。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薛永新运用佛学经典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人人都有热切的希望想要干一番事业，社会上各种积极力量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总地来说，国家和民族的状况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也有-一些人，由于对人生法则、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法则、对善恶因果报应法则、对个人与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法则，没有足够的觉悟，贸然行事，为金钱所迷，为妄想和欲望所缚，沦入恶道。他们最大的愚昧之处就在于，以为“搞活经济”就是赚钱：而不懂得“搞活经济”的实质在于创造社会财富，在于鼓励和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向社会奉献劳动，奉献劳动的产物：社会财富。当前改革的要点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人们作出有效奉献的社会运作机制，绝不是叫大家什么也不管直奔对金钱的占有。

    对于那些坠入恶道的人，薛永新通过分析其行为后果，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之所以会错，关键在于不懂得人生和基本利益永远只能在奉献的过程中实现。利益越大，就只能在更大的奉献中完成。这个法则对“侵略”、“掠夺”、“剥夺”从来都是报以无情的制裁。所以，只有在“奉献”这个支点上，才能建立美好人生；只有在“奉献”这个支点上，才能建立宏伟事业。善可立业，恶是苦报；立身涉世，当在善良上做成事业。

    “苦海变福田，烦恼变菩提”，这是从善奉行的主要依据。在现代社会的企业经营者队伍中，叫苦的越来越多，叫烦恼的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解释认为，这是时代节奏加快、心理压力增大、风险机制被启动所带来的结果。然而，薛永新认为，若用佛学眼光来审视这一现象，会得出不太相同的结论。按佛学的认识，烦恼有四种：“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这是第一种，说的是邪正之分；“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这是第二种，说的是执着与破执之分；又有“诸苦所依，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这是第三种，说的是贪与不贪之分；“若要出离苦海，非为善，万万不能也。盖苦海乃众恶所成”，这是第四种，说的是善恶之分；……。以上都是“一种比较概括的描述和归纳。如果用性质加以区分，烦恼基本上来自“邪”、“恶”、“贪”、“执着”这四大苦难。

    薛永新主张，当从事企业经营的人产生巨大烦恼与痛苦时，应该反过来看待出现的问题，从反省的角度出发，根据佛学所讲“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所含的道理，探讨烦恼的原因是否因心有邪见、邪思、邪念而生。养成这种反省的习惯，对企业经营者来说，会有极大的帮助。它可以提醒经营者时常端正人生的航向和企业行为，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打算，同时也解除了自身的烦恼。

    在佛学里，“贪”是人生三毒之一。它所描述的是欲望，而不是思考，更不是见解。贪，就是指迫切地、没有知见地、不顾可能条件地欲求得到什么。它对人的心灵和整个人生都有剧烈的“毒性作用”。贪而欲得，苦从中来；贪而不得，更是苦从中来；乱贪乱占之后又怕被清算，苦从中来；乱贪乱占后受到必然的清算，弄得身败名裂，出现安身立命的危饥，更是如落苦海。因此，薛永新认为，一个愿意从事正当经营的企业家，当其被痛苦所困时，有必要以佛学思想为鉴。反省自已的苦从何来，如果是从“贪”而来，就当认真对待了。对确实需要的东西，应当以自己对社会的奉献去相交换，份外的东西要坦然对待。假如确需欲求更多的东西，那就应当鞭策自已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出更多的奉献。只有这条路是通的，也只有这条路才充满奋斗的欢乐。

    “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谈的是因过于执着而生烦恼。这种烦恼与前述几种烦恼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产生于对不良目标的追求，而是产生于对良性目标的过分执着。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人们随时都可能碰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有些条件改变后，人们实现当初既定目标的可能性将受到影响；甚至不再可能取得成功。针对这种烦恼，薛永新认为此时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变通，调整目标，或者调整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否则，越执着，越烦恼，越痛苦；而越是这样，认识就是无法清明起来，所以又更加执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执着，是这个恶习性循环中的动力和关键所在。只有及早破除执着，才可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这一点，也应当作为众善奉行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