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介宾也说:“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中医四诊中所称“有诸内必形诸外”“以表求里”的根据即在于此。
2、人与自然
对人体必须与自然界相统一的认识，是《内经》整体观的又一重要体现。《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地盖，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当四时气候发生变化时，人体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反应，如春夏两季阳气发泄，气血易趋向于表，因而使皮肤松弛，少溺多汗；秋冬时节，阳气收藏，气血趋向于里，故皮肤致密，少汗多溺。四时气候的变化，还是生物界(人体亦不例外)生、长、化、收、藏的重要条件。
此外，《灵枢·岁露论》还告诉人们。四时气候的正常与否，还直接影响着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流行，所渭“因岁之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甚至一些疾病的流行也常带有季节的特点，而《素问·异法方宜论 》所载某些“地势使然也”的地方病，还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3、机体与情志(即形神统一观)
对机体与情志间的辩证关系，《内经》同样具有一定的科学见解。《素问·六节脏象论》认为“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是说明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而《灵枢·本藏论》所指出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则旨在表明情志对机体的调节功能。《内经》认为情志活动乃人之正常生理功能。但若太过，可能造成内脏功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从而导致疾病，如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因而十分注重通过调节情志，以有助于消除病理变化，恢复生理功能。
4、人与社会
《内经》对社会环境与人体发病的关系，也有若干论述。在分析病因、病理时，除了注意外邪的侵袭和人体正气的盛衰外，还告诫医家应结合患者所处社会环境、经历和个人遭遇等全盘考虑。
二、脏腑经络学说
《内经》所系统论述的脏腑经络学说，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一门重要学说，是中医进行辩证论治
的基础和依据。在祖国医学中占有特殊地位。
三、阴阳、五行学说
《内经》在总结和阐述中医基本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还运用和发展了我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的运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由于《内经》是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因而对人体之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亦无不是以阴阳的对立统一规律来加以概括和阐述的。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阴阳两个方面应该是相对平衡的，一旦由于阴阳的偏盛偏衰而使这种平衡状态破坏时，人体就会发病。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而《素问·生气通天沦》所载:“阴平阳秘，精神乃冶;阴阴离决，精气乃绝”，就是旨在说明这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病用药，就是借助药物的阴阳偏性，以改善或调节人体阴阳失调的现象，从而恢复“阴平阳秘”的正常状态，达到治疗的目的。
五行学说的运用
古人认为，构成客观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金木水火土，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制约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叫做“相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彼此制约的关系就称做“相克”，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学说之所以引入医学，关键不在于这五种物质的本身，而在于它们的不同展性和相生相克的关系。根据《内经》的记载，世间各种事物，包帖四季气候变化、人体生理、病理乃至精神情态表现，都可与五行相配，如表所列：
五行 时令 五气 五态 五色 五味 五脏 五志 五臭 五音 五谷
木 春 风 生 青 酸 肝 怒 臊 角 麦
火 夏 热 长 赤 苦 心 喜 焦 徵 黍
土 长 夏 湿 化 黄 甘 脾 思 香 宫
金 秋 燥 收 白 辛 肺 忧 腥 商 稻
水 冬 寒 藏 黑 咸 肾 恐 腐 羽 豆
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内经》认为各脏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如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歹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并常以五行生克的理论来描述疾病的传变和推论其死生。
总之，《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人体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脏腑间的 相互依存、制约、转化的关系已有相当认识。诚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以上认识仅在于直观的范围，还不可能认识统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重视预防，反对迷信
《内经》关于预防的论述，常与养生学相结合，如谓“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并告诫人们要节制色欲，切忌“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医生治病应当见微知著，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切不可对疾病的发展视而不见，迁延观望，坐失良机，以致酿成难以救治之危症。《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冶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里，预防医学思想昭然可见，至今犹不失为至理名言。
《素问·五脏别论》中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表明医学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
《内经》的撰成，标志着我国医学跨进了由经验医上升为理论医的新阶段。它不仅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医药成就，同时也为秦汉以后的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在整体观、矛盾观、脏腑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养生预防学说和诊治原则等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具有明显的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和学派在学术和实践两方面的新建树，无不与《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直刊今天仍不失为一部颇具生命力和实用价值的医学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