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倡除虫灭病：对于各种致病虫害，提倡及时杀灭。《周书秘奥营造宅经》曾以中草药杀蛆；汉代巳用艾、硫磺、雄黄等药物熏蒸房屋和衣物，杀灭蚊蝇；《神农本草经》发现水银能“杀皮肤中虱，”“雄黄杀毒虫、虱”，百部亦可“去虱”；《肘后方》制有“六味熏衣香”对衣物进行消毒；《诸病源候论》认识到“寸白虫”（绦由）是因吃没有煮熟的牛肉所致，故强调必须煮沸杀之……。

    （四）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认识到优美的环境和搞好饮水卫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健康长寿的必备条件；《周书秘奥营造宅经》要求城镇房屋要疏通沟渠，排除污水，无有秽气，清静优美，方不生疾；汉代巳有木制洒水车喷水除尘，这对于保持城市环境卫生有着重要意义；每于节日，宫府即差人打扫卫生，清除垃圾。在汉代画像砖中，就有扫马粪、除虫等内容，出土的阿房宫下水道与汉代厕所模型等，均是历史的见证。

    保护水源，以防病从口入。《管子·禁藏篇》曾要求于春季挖除井中淤泥，换以新水，以保持水源清洁；《吕氏春秋·五味篇》提倡饮水须“九沸九度”；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用茱萸叶消毒井水等等。

    我国人民用水沐浴的习惯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政府就规定大小官员与士兵必须3～5天清洗一次，并要求勤换衣服；注意饮食卫生更为重要，《金匮要略》曾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伤人”、“生果停宿多日，有损处，食之伤人”，如此判断食物能食与否，实是比较科学的。其他如漱口、勤洗手足、勤洗衣被……此间亦有许多记载。

    （五）开展健身防病：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倡导健身运动与防病治病相结合的国家。远在氏族社会，人类就已经采用运动方式来防病健身。至战国、秦汉之际，健身运动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各种健身术相继产生。《庄子》把健身术称为“导引”，并介绍了一些基本练习方法；《素问·异法方宜论》曾以“导引按跷”防治疾病；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文物中，即有《却谷食气篇》和《导引图》，乃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导引文献和图解，图像与现代保健操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曾谓：“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东汉末年， 华佗在前人导引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基本动作，创导出了“五禽戏”，用以健身防病，取得了显著效果。华佗长年坚持，“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吴普仿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五禽戏的产生，使健身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晋隋时期，健身方法不仅形式多样，且养生健身专著相继产生，诸如嵇康的《养生论》、葛洪的《抱朴子》、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导引养生图》等，至今仍有研究价值。

    （六）尤重修身养性：由于社会交往的日趋频繁，因情志所致的疾病与日俱增。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医家十分重视修身养性、调摄情志，以防止身心疾病。《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论》要求“清虚静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只要做到愉快、乐观豁达，气血自然和调，大有益于健康。

    （七）注意保养气精：晋隋前后，佛、道两教盛行，神仙、道士“应运而生”，炼丹、服食、神仙之术充斥于世。其间虽然“糟粕”甚多，而“精华”亦复不少。如在老庄著作和《内经》等中医经典中，反复强调应清心寡欲、节制房事，勿令肾精亏乏等见解，均有其重要防病意义。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故此间的医家们亦十分重视脾胃的调养，如《内经》等著作中经常告诫应饮食有节、不可偏嗜、少食辛辣肥甘厚味……。同时还根据脾肾理论而研制出许多丸药。服之以延年益寿，防老却病。

    （八）重视天人相应：人类生活于自然环境中，各种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变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体。古代医家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天人相应”的观点。如老子、庄子、管子均主张应主动地与自然相适应，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荀子更是强调人应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根据气候变化而采用相应的调摄方法，慎防邪气侵犯；《素问·移精变气论》所谓“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即是采用不同方法适应自然变化的生动例举。 此外，其他未病先防或既病防变措施，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有关著作中亦有散在记载。由此可见，从战国至晋隋时期近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医预防学的框架已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