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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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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斗志，但一些人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也暴露出来，延安出现了一股灰色的潮流。
实际上，在此之前，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就已见端倪，尽管有的作家以“革命者”自居，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当时就引起了激烈批评。到1942年左右，这种思潮如雨雾般弥漫开来。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另外，一个更大的阵地就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些诽谤-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
胡乔木同志在回忆录中引用一份1943年的文件，概括了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
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 ”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4页）
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不少与党对立的东西，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当时我在“文抗”任支部书记。延安有两个文艺单位，一是“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院长；另一个就是“文抗”（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原由中央文委书记艾思奇任主任，丁玲是副主任，后来艾思奇调到《解放日报》，胡乔木接任文委书记，领导“文抗”。这两个单位聚集了大批作家、艺术家、文艺青年，两个相距甚远，但串联频繁，来来往往，阴风冷雨，愈演愈烈。有一天我向胡乔木汇报时提出，两处党组织应当有联系，制止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胡乔木说，你应到“鲁艺”和周扬谈谈这个问题。
“鲁艺”在桥儿沟教堂，从“文抗”去，要顺着延河经过杨家岭、清凉山，然后向东拐，穿过广阔的机场。我爬坡翻山到了“鲁艺”，可能胡乔木已经打过电话，周扬似乎在等着我。那天我们两人坦诚相见，开怀畅谈，最后商定两处党组织遇事要相互通气、相互合作。这次谈话非常重要，“鲁艺”和“文抗”两家同志的关系由此变得紧密、团结。
后来有一天，我和丁玲同行，走过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沟口时，丁玲指了指山顶说，今天晚上这里有个激烈场合。我一听就明白，她指的是她那篇《三八节有感》将会遭到批评，我劝她冷静对待。
果然，在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议上，军队方面的领导人对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怪现象十分气愤，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猛烈抨击。贺龙批评丁玲说：怎么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却骂我们的总司令！据我所知，毛泽东同志还曾劝说军队方面：对文艺工作者不能只是批评，还要接近他们，影响他们，改变他们。此后贺龙和王震都到“文抗”来看望过大家，他们谦逊和蔼，和大家相处甚欢。
--这些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情况。关于这次会议，前几年有一种说法：是由某一个人建议，毛主席才决定开会的。这完全是违背事实，严重歪曲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和意义。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作为至今仍在的当事人，我不能不出来作证。
记得在那次有军队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开始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有一天，主席派人约我去他那里，毛主席的家我此前去过几次，这位伟人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但握着他的手，你又会感到温暖，如沐春风。以往见面，他总是挥洒谈笑，说些题外话，像是序语，而这一次有所不同，气氛严肃。他引我坐到书桌旁的木椅上，他自己坐在书桌正面，我们离得很近，主席开门见山就说：
“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说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针对的是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没有问题又何谈“整顿”呢？
接着，毛主席就许多文艺问题和现象谈了看法，他对有关情况了如指掌，所谈的大致上就是《讲话》中引言部分阐述的那些问题。我只是埋头记录，他的话很沉稳，有节奏，不紧不慢，很容易记。显然他是有意让我记得详细一些，因为最后他说：你那里作家不少，你把他们集合起来，把我的话念给他们听听，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但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刘白羽同志，我不是老说兼听则明吗？
这时，他一下子轻松起来，他的笑容有点俏皮，又有几分得意……回来以后，我按照主席的意见，在“文抗”召开了两次会议，传达了这次谈话。过了一阵子，毛主席把我找去汇报“文抗”开会的情况。这一次是我说他听，他有时也用铅笔记几笔，有时听不过去就反驳几句，后来在《讲话》中提到的：“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这一段话就是从我们那儿生发出来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终于召开了。那天是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里，人群济济，坐得满满当当。毛主席坐在正面的桌后木椅上，我和丁玲坐在离毛主席较远的墙角。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专门把我和丁玲找去，谆谆开导，要我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党的领导。他话音未落，我就听到与我遥遥相对的墙下有人大吼一声：“我要发言！”
只见站起来的是胡乔木。他对萧军的意见作了尖锐的反驳，萧军就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非常激烈。
据胡乔木同志回忆，毛主席对他的发言非常高兴，开完会后让乔木去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
5月16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发言滔滔不断，气氛十分热烈。但也出了一些奇谈怪论，比如有人大讲文学基本知识，用文学教程规划党的政策。同时，一些从战场回来的作家就所见不同，他们呼吁作家到前线去，经受战火的锻炼。朱德同志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墙下。朱德同志发言时，以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一个旧军阀，找到了党的领导，才走上革命道路，成为红军的总司令，驳斥了会议上反对党的领导的谬论。
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做了“结论”，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场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我们刚刚落座，就见一辆大卡车开了进来，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大家欢天喜地，一拥而上，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大吃起来，鲜红清凉的渍液顺着嘴角流淌，那种欢乐多少年后还是记忆犹新，那是青春的欢乐，是革命的欢乐。
毛主席慢步走来，坐到正中间，摄影师拍下了那张至今很多人熟悉的照片。
毛主席的讲话慢条斯理，气势磅礴，每到着重之处，就把手向前挥出，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时已是晚上，西北高原上星光灿烂，会场上点着明亮的汽灯，主席高亢的声音在一派寂静中回响。我的心就如同这高原旷野，只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正在一往无前地激荡，我甚至感到整个世界的重量此时都凝聚在中国的西北高原和一片黄土地之上，凝聚在这会场里每个人的心上。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我真诚地拥护毛主席的《讲话》，但是，当时的我还远未理解《讲话》的真谛。
现在，作为一个老人回首往昔，我意识到，不经过大整风的烈火煅烧，我是不会废弃旧路，走上新路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文艺界拉开了大整风的序幕。会后，所有的人陆续集中学习。我记得“文抗”第一个走的是丁玲。我知道我们都要散了，就主动提出：我到党校三部去吧！当时我被分到第四支部。
整风文件中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反复读了几十遍，才认识到这篇《讲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开始引起我的反思。当时党校领导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可是我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实际”可以联系？领导说，你的“实际”就是你自己。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法就是对照《讲话》的每一原则，针对自己写出批判自传。我便写了一篇交到张如心那里，不料得到的结果却是全面否定，他一脸傲气地批评我：你还得意洋洋呢！你的灵魂满是污垢！我丧气而归，又学习文件，再深深地挖掘自己、否定自己。我觉得已经挖得很深了，哪知第二稿又被张如心扔了回来。我非常痛苦，非常伤心，那段时间只有在下午侍弄西红柿时才是轻松的，我这才理解为什么说劳动是美好的、幸福的，但到了晚上又得埋头学习文件。
一遍又一遍，我写了八遍，被否定了八遍。
最后我甚至连幼小时，家中的丫鬟洗衣服，我揪她的小辫子这样的剥削阶级丑恶行径都挖掘出来了。总之，我是一个剥削阶级分子，我必须原形毕露，彻底地重新认识自己，特别是在文艺座谈会之前的那股灰色潮流中，我写的那两篇贬低劳动人民的小说，更要进行照彻骨髓的自我批判。
现在想来，一个人触及灵魂地改造思想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终于写出了第九稿，我看了又看，战战兢兢，不敢送给张如心，真矛盾呀！那时已是夜深人静，我硬是鼓起勇气，揣了稿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张如心住在高山之上，拐过一处陡峭尖峰时，我突然灰心了，踟躇不前，向下看着那深深的河水，我想，不如跳下去算了。真可怕呀！但是，一抬头，我突然看见远处的亮光，那是张如心窗口的灯光，我的整个心神一下子清醒过来，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斩钉截铁地推门而进。
张如心拿着我那厚厚的一摞稿子一张一张地掀开看着。终于看完了最后一页，他抬起头，满脸笑容，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祝贺你，刘白羽同志，你造就了新生！
我胸口一热，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心里只是念着一句话：我总算通过了！我总算通过了！
这是我一生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我记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我问他：“人犯了错误怎么办？”他说：“在哪里犯了就在哪里收回来。”我又问：“要是发表在报刊上怎么办？”“那错误影响更大了，就应该写一篇文章收回来。”毛泽东同志的话如同阳光，为我照亮了方向，我写了一篇学习《讲话》的笔记，公开地、正式地进行了自我批判，而且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自己的错误必须毫不隐瞒，光明正大，这从此成为我的为人之本、为人之道。
整风使我得到两个终生不移的思想方向，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承担错误；另一个就是深入生活实践、深入火热的革命第一线，这成为我的信念、我的企盼，激励着我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
那是1946年，我和汪琦正在上海，周恩来同志突然电召我们两人去南京。到了梅园新村，恩来同志正在会客，我们就在廖承志屋里等候。过了一会儿，有人来叫我们，我们和另外两人一起走进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恩来同志显然很忙，正用毛笔在批示文件，见我们进来，就推开文件，开门见山地说：内战爆发了，敌人已经占领张家口，中央决定撤退。
然后，他转脸看着我：白羽，你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到香港，一个是回解放区。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回解放区参加战争。我看还是武力解决问题，打日本打了八年，现在世界霸主支持蒋介石，我准备打上两个八年。
但恩来同志还是细心周到地问汪琦：你同意吗？汪琦在这个关头支持了我，她说：回解放区！恩来同志很高兴，他说：正好中央来了电报，要在每个大区派一个军事记者，由新华社总社直接领导，这样党中央在宣传上便于指挥全局。白羽已经访问过东北，你就到东北去吧！
现在想来，当初如果到了香港，我的人生道路将会全然不同。正是《讲话》像指南针一样指引我做出了这个决定终身命运的抉择。
在东北，我真正地走到了工农兵中间去。每次战斗后，我都和战士们谈天说笑，特别是和他们一起进行诉苦运动，他们说到流泪处，我也流泪了，我感到我和他们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讲话》的根本精神就是走向人民，走向生活，走向壮阔的时代，走向人民为创造美好未来所进行的伟大实践，这将永远不会过时，我相信，这亘古不灭的真理将感召和指引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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