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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解立国治世经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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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六十二年前所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篇文艺理论著作，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国治世经典。把它摆到《尚书》的“典”、“诰”之中，只更光辉而无逊色。《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对炎帝用兵之前曾“修德振兵”，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在内忧外患中的“修德振兵”工作。而“延座讲话”正是一篇修德之作。虽然这篇“讲话”作为现代文本明白如话，人人能读，但由于人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学生接受训导的心理去阅读它；拥护者与心怀不满者，都没有从社会实践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场去审读它，更没有放到宏观社会历史条件中去考察它的作用意义。所以，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含义和价值还远未被认识。
这里不谈“讲话”由以出发的社会历史局面，不追溯整风中党政军文各界事态，甚至不讨论“讲话”全文的意义，单论书中一段话。这段话可算该篇讲话的“文胆”。今不揣简陋，为传大义。
“讲话”的“引言”部分提出，文艺家应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应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因而应当熟悉了解文艺的服务对象。熟悉的标准有二：一是熟悉工农兵的语言，二是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为说明思想感情向工农兵方面转化的性质要求，毛泽东现身说法云：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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