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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和姐姐、哥哥以及刘志丹遗孀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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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的遗孀是个纯朴的陕北农村妇女，名叫同桂荣，自刘志丹牺牲后，她在*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照料下，一直带着女儿独自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从东北到了北京，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她安排的小院里默默地打发着余生，而女儿则留在西安从事医务工作，同桂荣身边只有一个娘家侄子和一个保姆。
“文革”期间，这位历经坎坷的老人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的纠缠，其主要目标还是小说《刘志丹》与西北干部的联系。这位文化不高，但却深明大义的老人，在那些造反派们面前，不是严词驳斥，就是装聋作哑，搞得那些自以为是的造反派们拿她这个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革命烈士的遗孀，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陕北妇女毫无办法。
1969年的深秋，在“疏散”的大潮中，她告别了居住了十几年的北京，迁往陕西省的三原县。临行前，她见到了从内蒙古回京的刘米拉(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大女儿)和刘都都(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儿子)，他们是回来为即将去江西干校的妹妹索拉(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小女儿)和老阿姨送行的。同桂荣一再叮嘱米拉和都都，在送走索拉和老阿姨之后，一定要去陕西三原看她。
同年12月，在北京无家可归的米拉和都都，终于来到了三原，在城关的一座颇为整齐的院落里，见到了他们的大妈。
1970年12月，都都千完了农村一年的活儿后，又来到三原看望大妈，由于当时已有知识青年再分配的传闻，所以同桂荣向都都提到想把他们姐弟两个转到三原来，都都没有表态，只说是要回去和米拉商量一下。其实，都都很留恋内蒙古的北国风光，也已习惯于那里的集体生活，他实在想像不出，将来在这个破旧而保守的小县城里，远离集体，远离高高的蓝天、辽阔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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