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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艺的历史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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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
雷枫同志访谈录
1990年9月，史雷同志和我为了真实地纪录彭德怀将军给民众剧团写信的第一手材料，编纂《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艺术纪实》一书，曾赴北京走访了雷烽同志(他曾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秘书长，一队队长)，他当时已年过花甲，由-某总部离休在家。当我们说明来意，并拿出彭总的原信复印件，请他谈一谈当年将军在战地亲笔书写给他转民众剧团的这封信的情况时，他拿着复印信件，两手颤抖地激动的说：“就是这封信!就是这封信!现在在哪里?太珍贵了?”我们告诉他原件现在还珍藏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史料室里。他梢稍平静了一会后，如数家珍似的款款而谈：
1948年3月24日，彭德怀司令员给民众剧团的这封亲笔信，是我亲手接到的。信前面的“雷枫同志”就是我。我到延安之前的名字是“雷烽”，表示自己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到延安后化名“雷枫”，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又改名为雷烽。
1947年3月，胡宗南匪军进攻延安，我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秘书长，马健翎团长带领剧团的小娃娃和家属(即二队)去山西整训，培养新生力量。年青力壮的同志(约30余人即一队)由我和党奎同志带领去前线参加战斗。
彭德怀司令员给民众剧团的信，那是在1948年的3月14日，当时部队在洛川休整，民众剧团为部队和群众演出马健翎编创的秦腔剧《穷人恨》，演出时天上下着朦朦细雨，虽说已是三月天气，但陕北黄土高塬上依然是寒气逼人。戏台子是搭在旷野广场上，台下坐满了-战士和当地的群众，彭德怀司令员当时没有在舞台前边就坐，他是站在场地的后边看完剧的。演出时由于剧情感人，部队和群众深受感动，此起彼伏的共鸣声，真有震天动地之感。彭总看完戏后，当即回到自己的住所，亲笔书写了这封信，随即让警卫员送到民众剧团的住地。
这封信是由我亲手拆封的。我看了后非常高兴和激动，很快和党奎及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定，向全体同志宣读。信也是由我亲自宣读给大家的。同志们听了彭总热情洋溢的鼓励，受到极大鼓舞，表示一定要遵照首长信上的要求，为部队战士和广人群众多演戏，演好戏，作好战地宣传，绝不辜负彭总的期望。
此间，雷烽同志深表惭愧地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我感谢你们在西安的同志，挑起这个重担，我将极力提供情况，供大家参考，请转告在西安的同志们，我很想念大家。今天你们带来的这封信的复印手迹稿件，我太高兴了，就是当年我转交给马健翎团长的，这说明历史是长存的，使我回忆起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彭总那英武的雄姿及谆谆教诲。此刻一股热流又在我的心中激荡起来了。
二、王震将军于1948年给马健翎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卓然同志并转健翎同志：
我很久想给你写信，因为《血泪仇》和《穷人恨》的演出，前后我看过五六次。观众都为剧情激动着，对于人民的敌人高度的仇恨，对于身受重重压迫的人民高度同情。你把中国社会两个天地描写如此深刻，在舞台上形现出来，这该是多么清楚，使人透彻看到反动统治阶级匪帮、残酷、野蛮、黑暗、罪恶等等。同时，你又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当还是自在阶级的那种诚朴、受欺、忍痛的情感和生命力。即中国民族苦难农民的性格；你写到中国伟大的-党在那时际，在蒋匪统治区的影响，表现的合宜；随后写到边区被解放了的人们自为阶级的欣欣向荣，自觉友爱的意识。剧中给予我们当打碎反动统治阶级之后，要镇服和改造旧统治阶级渣滓艰苦的斗争。因此多次看它，使我对前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至于对俘虏兵激发阶段觉悟的效果，是特别大的。我们千万的观众们，希望你这位作家，有表现今天大革命运动中伟大的党和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自觉的伟大英勇斗争的新剧本上演。
此致
敬礼!
王震
十一月十三日
教育和感动人的革命文艺
中国-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45年落脚陕北，在延安一住就是十三年，领导着全国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于1948年新中国诞生的前夜离开陕北。在这期间，文化艺术战线曾发生过许多感人难忘的事情，民众剧团编创演出的革命现代戏，就曾经感动的人们又悲又欢，又涕又笑，永难忘怀。
时任中国人民-高级指挥员的王震将军，曾多次观看了民众剧团演出的《血泪仇》、《穷人恨》，不仅自己受到很大的启迪教育，特别是看到广大指战员、人民群众，以及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被剧情感动的情景和激发起阶级觉悟的效果，他深感革命文艺工作的重要性，他深有感触地给在战火纷飞的指挥军里剧作者马健翎同志亲手写信，让时任延安文化艺术界领导的卓然同志转交。
“时隔45年，王震同志还在首都文坛的一次会议上讲话：‘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是新秦腔，剧情十分感人，我曾看过多遍。在教育欢迎国民党被俘官兵参加我军时，曾给他们演出过这些剧目，这些被俘官兵看得涕不成声，边看边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对派!建立新中国!看完《血泪仇》后，我还特意给作者马健翎写信表示祝贺’”。(择自《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艺术纪实》第521页)。
1990年史雷同志和我曾联系到马健翎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老领导，时任国家机关事务办公室负责人高登邦，希望通过他安排晋见王震副主席和习仲勋副委员长，因他们离京外出，很遗憾，未能如愿。好在王震副主席在首都文坛会上发表的讲话，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三、四枚证章彰显历史真实
(1)“西北民众剧团证章”，制作1949年。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二队(又称娃娃队)，由马健翎团长和史雷(业务科长)、毕雨(行政科长)率队，徒步由延安下到西安，更名为西北民众剧团，隶属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文化部领导。剧团制作了金属证章，团员们每人佩戴一枚。证章图案中央是毛泽东肖像，齿轮绕其一周，麦穗环竖肖像左右两边，齿轮上边书写有“1949”纪年和凸出一面飘荡的红旗，红旗中间书有“西北民众剧团”字样。整个证章上大下小，系不规则的园形状，高约3厘米，宽约2．2—3．2厘米。
(2)“西北戏曲研究院证章”，制作于1951年。
1951年西北民众剧团扩编更名为西北戏曲研究院(即今天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隶属领导依旧。最初制作了布质黄底黑字证章，后改制为金属电度底色红字样长方形证章，长约5厘米，宽约1．3厘米，书写“西北戏曲研究院”七个字。
(3)“解放西北纪念章”，1950年制作颁发。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1949年10月1日建国前参加革命，战斗工作在西北五省的军、政、文化艺术战线上的人员颁发了解放大西北纪念章。纪念章整体为园形，直径约3．2厘米。中央图案系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的地理图，上方为飘扬的五星红旗。五省地图下方平行一行系红底面的金色字“解放西北纪念章”七个字。底行系白底色金色字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八个字。上方有金属链钩，可以佩戴。背面凹印有“1950”纪年数字。
(4)“陕西省文教群英会纪念章”，1960年制作颁发。
1960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全省文化、教育战线上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群英大会，表彰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作出的优异成绩和贡献，特为代表们颁发了奖状、纪念章和纪念册(属于省级劳动模范规格)。纪念章系园形，直径约2．3厘米。其图案上方有三面红旗飘扬，红旗下平行有“1960”纪年数字，下边有一册敝开的白色书样(即代表毛泽东著作之意)，左右两边有金色麦穗环绕。背面书写着“陕西省文教群英大会纪念章”字样。
注：雷枫同志系民众剧团一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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