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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不了情——邓小平陕西活动纪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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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飞速发展，陕西急需大量的军政干部，中共组织决定创办一所类似黄埔军校式的军事学校。学校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名义创办，实际由-党人负责，设在今北院门西安市政府院内，就是被人们誉之为“西北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1927年3月18日，开始招生报名，4月2日考试，5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从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到学员队长皆为-党员。刚到西安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处处长兼-教官。在5月25日召开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国民党特别支部成立大会上，邓小平和林达夫等七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当年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一进门是操场，左边是学员宿舍，右边是一座二层楼，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在此办公。邓小平除负责做-工作外，兼讲-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据当年的一些党员回忆说，年仅23岁的邓小平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深奥的道理经他用历史典故和浅显的比喻讲出，学员一听就懂。他经常给学员讲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法国大革命和苏联革命的经验，要求每个革命军人应遵守纪律，养成吃大苦、耐大劳、英勇善战的作风，使学员在谈笑中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中山军校在史可轩、邓小平等一大批-党人的领导下，军政素质不断提高，到7月，已有学员700余人，党员达100多人，为西北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军事、-人才。
在这期间，邓小平除了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从事革命活动外，他的足迹遍布西安各地。“红城”广场、中山学院、西北军官学校、省立一中、陕西青年社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现在的新城广场，是人民休闲活动的场所。当年这里却是另外一种风景，冯玉祥到西安后，效仿苏联莫斯科红场，改皇城为“红城”，城门染成红色，举目望去，一片红色。198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记得我们和焕卿（冯玉祥）先生在红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西北军的生活很艰苦。”
如今的西安庙后街小学，70年前曾是陕西青年社和陕西省学联会的办公地。1927年5月18日，陕西青年社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21个青年团体的36位代表出席。5月19日邓小平应邀作《苏俄之近况》的报告。他的报告有声有色，极富鼓动性，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有力地挥动着右臂，号召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与会青年深受鼓舞。著名烈士杜宗美、著名电影艺术家周伯勋，当年出席过此会议。
今天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当年是陕西省立第一中学，著名的-党人魏野畴曾是这里的教师。1927年6月12日，陕西省立一中召开“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大会，小平应邀到会讲演，宣传革命与科学，6月14日《陕西国民日报》有专门报道。他把军校教学与社会宣传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大大提高了学员的-素质。
1927年6月底，邓小平随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国民军联军离开西安，东征中原，进行北伐。冯玉祥“清党”后，邓小平由潼关辗转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参加了中央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团省委书记张金印、省委常委王松年前往上海出席党准备召开的“六大”。潘自力等在上海向中央作了《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会见了陕西代表，研究部署了陕西的工作，指示陕西省委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见到久别的陕西客人，邓小平十分高兴，满怀深情地询问中山军事学校和一些熟悉同志的情况。潘自力随即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军校后期的情况。邓小平边听边问，当得知军校在冯玉祥“清党”时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保卫部编为一个旅转战陕西蓝田、商洛一带山区，兵权仍掌握在我们党手里时，高兴地说：“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一定要保存好这支革命力量。” 在中央指示下，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渭华起义，在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领导下，许权中旅脱离军阀部队，宣布起义，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与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军并肩作战。起义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虽然失败了，但烈士鲜血哺育了陕西革命的一代精英，为以后创建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锻炼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像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红军将领。1988年在渭华起义60周年之际，邓小平深切怀念起义中牺牲了的中山军校师生，题写了“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10个大字，以示纪念。
在陕西的革命军事斗争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陕西革命史将永远记载下这光辉的一页。
为民族独立解放 四进四出延安城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边陲吴起镇（现为吴旗县）。
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住在彭沟门一带。未到陕北前，小平身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也许是到了根据地心情极度振奋的原故，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吴起镇切尾巴战斗。10月下旬，小平随部队来到甘泉县下寺湾。中共中央在此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并决定红一军团同西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合（由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成），部署直罗镇战役。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部副主任。11月初，在彭德怀指挥下，他随部队到达富县北道德镇一带，在东村驿周围打土豪，攻寨子，扫清了地方反动武装；筹措粮秣，准备担架，作好战前准备。直罗镇战役打响后，他在大峁梁参加指挥战斗。
1936年2月，红军主力出师东征，邓小平从延安临镇经延长、延川渡过黄河随红一方面军参战。东征胜利后，他随部队从山西永和、大宁经清水关西渡过黄河，驻扎在延川禹居一带。5月19日，左权、聂荣臻、朱德等和邓小平率红一军团从延川出发，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会同红十五军团相继解放了宁条梁、定边、盐池、豫旺、环县、曲子、华池、固原地区，使西北根据地区域扩大到纵横700余里。在此期间，邓小平奔波于陕、甘、宁、晋四省边界一带，为巩固西北根据地，戎马倥偬，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20日，邓小平随彭德怀、任弼时率主力红军南下。红军左、中、右三路从陕、甘、宁交界地区出发，顶风冒雪，昼夜兼程，于1937年1月上旬分别到达咸阳以北地带。邓小平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领导聂荣臻、徐海东、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程子华等随队驻防于旬邑、淳化、泾阳等地，开展扩红和地方工作，达八个月之久，为加强西安事变后形成的“三位一体”军事战略防御联合体系、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部-部副主任，同年12月改任一二九师政委，并担负地方党的工作。9月6日，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从泾阳县云阳镇出发，邓小平和左权副总参谋长随部队经蒲城、澄城到韩城，在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邓小平战斗在抗日最前线期间，曾三次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央重要会议。193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邓小平9月份回到延安，29日在桥儿沟参加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对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进行了精辟的阐述。12月下旬，邓小平重返抗日前线。
1939年7月，邓小平第二次奉命回到延安，参加7月3日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意见书。7月7日，延安各界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公祭阵亡将士，邓小平、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并作讲演。邓小平在讲演中指出：“八路军两年战斗不下数千次，千万个民族战士，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住了敌人九个师团，连伙夫都深明大义。所以，八路军是坚决抗敌的。八路军一定要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边，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邓小平的讲演赢得了阵阵掌声，鼓舞和增强了延安和全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投降主义及*逆流、争取时局好转的信心。
邓小平这次回延安，与浦琼英（后改名卓琳）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比邓小平小12岁的卓琳与邓小平相敬如宾，患难与共，堪为楷模。正如英国原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所述：“在中国-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1945年6月，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邓小平第三次奉命回到延安。他是刚刚结束的党的七大新当选的44名中央委员之一。6月19日，参加了七届一中全会。全会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七大”确立的-路线，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8月，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新成立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委。8月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乘飞机离开延安，返回晋冀鲁豫解放区。
邓小平对延安充满深厚的感情。解放后他多次强调要继承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
坚持实事求是 关心陕西发展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一直十分关心与重视陕西的建设，关注和支持陕西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从1952年到1984年，他曾多次利用来陕视察和路过暂憩的机会，对陕西工作做出许多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无不体现出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1957年三四月间，关中平原万紫千红，春意盎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来陕视察，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在陕西期间，邓小平工作注重实效，不让报道，不事张扬。他不但视察了属于156项工程的昆仑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等大型航空军工企业，还坐飞机鸟瞰了西安市区。视察后，邓小平于3月23日召集陕西省、西安市领导干部开会，就西安城市建设进行了座谈。座谈后，邓小平到兰州视察，4月7日返回西安。4月8日上午，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了干部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勤俭建国的报告。
在西安，邓小平看到城市建设比1952年来时变化大，感到很高兴。他说，不能否认，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象一新，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大我们的成就。他针对陕西和西安以及全国其他省市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地研究，不要照抄、照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针对一些建设项目一味追求贪大求全、不计成本、浪费严重、“公子少爷”味道十足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需要勤俭建国的精神。邓小平感慨地说：“中国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海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他建议陕西省委、西安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上海看一看，参观后改变观念。近50个年头过去了，他的这些观点，对于今天陕西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西安城隍庙，地处古城繁华的西大街中段，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以庙设店，很有特色，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是西安的一个商业中心，百货日用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商贾摊贩、市民游客终日摩肩接踵，川流不息。邓小平参观后说，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要多办一些购物商店、理发馆、学校，修建文化娱乐场所，满足群众的需要。
邓小平在视察陕西期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党要接受监督。他指出：过去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党的领导，现在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同样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此，党要接受监督，要接受来自党内、来自群众、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 在结束对陕西的视察时，邓小平热情勉励陕西的党员和干部一定要像过去领导革命那样领导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建设好陕西。这是多么殷切的希望啊！
视察三线建设 情系军工企业
时隔九年，1966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邓小平再一次来到陕西，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到外地视察。这次来陕西，他是受党中央委托，视察三线建设，到现场解决实际问题。 陕西地处中国腹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家把陕西作为发展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地区之一，列入的三线建设项目多达117项。视察三线建设中，年过六旬的邓小平不顾劳累，连日奔波，先后视察了在陕的三机部六院第八、第十二、第三十研究所和庆安机械厂等。视察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简称西飞）时观看了我国自行研制的国产战斗机的飞行表演。在陕期间，邓小平还主持召开了有国家三线建设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西北三线建设负责人及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西北特别是陕西的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发展问题，解决一些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指明了发展方向。此后，陕西的航空、航天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火箭发动机制造、卫星测控中心等相继迁建陕西。
西飞公司珍存的历史资料，详细地记述了邓小平当年视察西飞时的情形。接待室非常简陋，一圈普通的木制靠背椅的中间，摆放着工厂主要建筑物模型的沙盘，李溪溥总工程师首先在沙盘前向邓小平介绍了工厂建设的情况。接下来，孙志端厂长向邓小平汇报。他从工厂设计规模的变化，讲到基本建设即将竣工；从零部件生产，讲到“轰六”飞机全面研制；从贯彻“工业七十条”，讲到执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方针；从领导班子的决心，讲到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邓小平神情专注地听着，时而点头赞许，时而插话提问。当听到工厂设计规模最后调整为年产40架“轰六”飞机时，邓小平说，有没有可能通过加强管理，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年产量达到60架，或者更多一些。当听到工厂即将全面建成，“轰六”计划两年后上天时，邓小平说，一定要汲取基本建设返修加固、劳民伤财的教训，把产品质量搞好，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求速度。
视察的队伍驱车来到了试飞机场。在起飞跑道北侧的草地上，摆了一排排木制桌椅，中央领导同志坐下观看战斗机飞行表演。孙志远部长拿出一叠中外飞机资料，紧挨着邓小平翻阅、介绍着，对国内外飞机进行着比较，邓小平认真听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视察结束后，在试飞院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邓小平同阎良地区航空工业各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合影留念。这时，听到消息的职工群众纷纷云集在马路上，希望在邓小平离开时，目睹他的风采并欢送中央领导一行。下午2时许，邓小平一行离开西飞公司。面对着欢送的人群，他微笑着招手致意。
钟情民族文化 风范长留人间
1966年邓小平来陕视察三线建设期间，抽出时间专程到延安视察。当他看到面貌已经大变的延安到处是一派建设热潮时，和一同前来的李富春、蔡畅等“老延安”笑逐颜开。
邓小平一行来到延安纪念馆、凤凰山、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等革命旧址。那时，延安纪念馆新馆尚未建成，旧馆在凤凰山下。当时展室小，内容单薄，文物、资料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不少内容是从北京复制来的。他十分关心延安纪念馆的建设，对解决和扩大馆室场地、设施、内容、照明等都作了许多指示，对展室里一些相关历史事件、照片、说明、文物详细作了订正。看到平型关战役的照片，面对女儿的询问，他详细讲述了这一战役情况。
参观杨家岭旧址时，他细细地观看了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住过的地方。杨家岭是邓小平难忘的地方，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他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在延安期间，接见了干部、战士、工人、师生和老红军代表。为满足群众的心愿，接见安排在宝塔山下的南关体育场。下午，体育场跑道围满了一层又一层欢腾的人群。太阳偏西，天上飘来几朵云彩，一道道霞光透过云彩放射出金灿灿的光辉，将宝塔和山城装扮的分外妖娆。这时，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领导，迈着矫健的步伐，缓缓向群众走来，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领导绕场一周，怀着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感情，频频招手致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复出后的邓小平乘专机到陕西视察，接见陕西党政军领导，对陕西的改革开放及经济、文化、科技、旅游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振兴陕西寄予殷切的希望。1980年盛夏时节，暑气逼人。7月9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坐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在省长于明涛的陪同下，来到秦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因为开馆时间不长，接待室不但简陋，也没有空调和电扇，已是76岁高龄的邓小平不停地擦着汗，工作人员找来两把扇子给他扇凉，但被他一再拒绝。邓小平边听秦兵马俑出土文物和建馆情况介绍，边询问文物保护措施。在观看出土文物时，工作人员取出一把出土完整、光亮的青铜长剑让他观赏。这把剑虽然埋在地下两千多年，出土时却没有一点锈迹，仍然锋利无比，可将数枚铜元一剑劈为两半。邓小平看得仔细，听得认真。工作人员请他亲手拿剑时，他却显得难为情：“这可不行，你们都戴着手套，我手上有汗，不能拿，会损坏文物的。”待工作人员拿来手套给他戴上后，他高兴地将剑接到手里仔细端详并连声说：“好，好，真是太好了，我们在秦代就有这么高的科学技术，真是了不起！”
从秦兵马俑博物馆回来的第二天清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这给酷热多日的古城带来些许凉意。邓小平又兴致勃勃地驱车来到西安城内的碑林博物馆参观。西安碑林，是我国碑石文物精华荟萃之处，其历史可上溯到唐末五代时期。东汉《曹全碑》、唐欧阳询书《皇甫诞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唐玄宗李隆基书《石台孝经》……这里的一通通石碑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进化史。邓小平对灿烂的中华历史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敬佩之情。听着专家的讲解，时而惊叹，时而高兴，时而点头，忘情地沉浸在对古老文明的幽思之中。 在两天的参观中，邓小平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观众，不搞前呼后拥，和陪同人员一起坐面包车，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领路。他一再叮咛不要影响接待单位的正常工作，不要干扰群众的参观。在碑林博物馆，他还让随行的工作人员专门到大门口询问碑林博物馆工作人员，是否在他参观的同时还对广大游客正常开放，有没有扰民的现象，充分体现了领袖和群众的血肉感情。
邓小平还有两次路过陕西的经历：一次是1982年9月19日，他在陪同朝鲜首相金日成到外地参观访问途中，专列停在宝鸡——广元区段的观音庙车站。金日成和邓小平一块走下专列，在这里指点三秦大好江山。当了解到他们所在的观音庙车站是炸掉四个山头、填平四处深沟建成的时，金日成说：“了不起，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邓小平感慨万千：“是啊，有了宝成铁路，蜀道变通途！”还有一次是1987年2月16日，邓小平和王震乘专列由四川路过宝鸡时，兴趣盎然地视察了新落成的宝鸡火车站。这是一次不带工作任务的休假外出，没有当地领导陪同，没有记者簇拥，倒显出了几分闲适。邓小平和王震仔细欣赏着候车大厅的壁画。邓小平的女儿似乎对《青铜器之乡》和《秦岭丰碑》这两幅颇具陕西地方特色的壁画早有了解，讲解得头头是道。邓小平边听，边看，边点头。这时，邓小平的小孙女像只欢快的燕子，在人群中跑来跑去，大声地说这问那，整个大厅里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氛……时光荏苒，这些事情已过去多年了，小平同志也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生前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的名字、他的光辉业绩将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样，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陕西人民的心中。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西部经济强省而努力奋斗。（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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