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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应用变革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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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活的有机反映。不论是活着的民俗或死亡的民俗，都伴随社会经济、-、生产生活基本规律和文化、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革而渐进发展或逐步消亡，它遵循独特的、严密的社会广泛实践和口头以及文字传承性轨迹，或一代一代约定俗成的言传身教而继承、发展、演变。人类虽有共同的生理本性和习性，但随着各种环境与历史条件影响，特别是从生到死的种种关系，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可塑性的民俗活动。这就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或“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变异性，构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中国民俗文化，它屹立于东方，号称带有世界意义的东方风俗文化。
历史的发展和民俗演变的轨迹，延续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文明建设。这是一项超越历史上任何朝代的系列伟大工程，其内涵、方式及付出的代价是以往不可比拟的。这种文明建设，不仅指要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更指要建成一个高度民主自由、高度文明幸福、民风国风党风以及社会风气和社会新道德都卓越于世界的独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环境。这是一项历史使命，是亿万人的社会实践，绝不是一两个早晨，或少部分人发号施令所能迅速完成的。
虽历代都有民风民俗记载和考证，但单就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研究，都是近现代的事情。因为它对一个特色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显得太重要了，几乎等于一种活着的生命线。《汉书》称：“前车覆，后车鉴”，历史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总结。目前，民俗应用变革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亟待民俗学者探讨。
一、传统民风民俗遇到了生死挑战
新旧民主革命活动的目的之一，都是旨在建立社会新文化、新风俗、新道德观念。中国-党成立八十多年，其最大的宗旨，就是改造社会、改造中国旧传统、旧文化风俗，建立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将国民的素质在包括精神文明、教育、道德、情操、风俗等方面洗心革面、焕然一新。如果探讨其新文化新风俗的演变过程，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五四运动前后：其核心是向传统的封建的孔孟之道挑战，传播了新文化风俗的气息；(二)延安革命圣地时期：着力实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新文化活动以及人民民主新生活，毛主席提倡了“为人民服务”的-新风气和人际新关系、新婚姻自由、开追悼会等新风俗，对旧中国传统民生民俗，注入了“解放”、“破除迷信”的核心精髓。延安革命圣地的新文化新风俗，给在全国推广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基础；(三)建国后三十年：伴随各项社会改革和重大-斗争，全面推行了新民俗活动，使民俗的应用，在变革中确立；民俗的变革，在实践中逐步推广和巩固。人民群众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到唱“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民风民俗大为改观，基本和-、经济、文化生活相顺应、相吻合，社会上人民群众之间的生活接触、道德观念、交际交往等民俗活动的表现，大多在社会宏观控制下潜移默化，逐日见长；(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方针总政策指引下，一切处于正本清源、拨乱返正，民俗出现了有别于任何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其最显著者，有以下几点：(一)物质民俗有了根本变化：由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在居住环境、条件、住宅建筑、家具的增添等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要得富，先修路，家道富，盖高楼”已屡见不鲜；其它像服饰、饮食以及农、林、牧、副、渔、交通、交易等所谓“硬件”，无不在“致富、比富、赛富”的心理推动下，一改昔日的境况。“走慢些，穿烂些，把世事看淡些”、“有地有牛有炕头，老婆娃娃有靠头”的贫困世俗基本扫除；(二)社会民俗有了质的变化：诸如新村落、新民居的迁移建立，各种民间组织、民间交往、信息的扩大与联结，特别是人生礼仪，包括婚丧嫁娶等，都出现了超前的“自控性”和“随意性”；家庭经济支配权逐步由老式旧家长式管理，变为有科技教育头脑的年轻人管理，老年处于从属地位；岁时风俗也变得较为广泛、宽松与自由，消遣方式、娱乐活动往往不以某些个人意志为转移，家庭和公共场所的灯会、舞会、卡拉OK、旅游观光、学科学用科学等已渗入日常生活；(三)口头信言民俗，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更或变异，传统的神话、故事歌谣、传说等和“现代迷信”并行，谁能致富谁就有本事，谁致了富，谁就是“人物”，宁信“谝大嘴”，不信“穷酸鬼”，一时成为风尚；(四)最重要的是心理民俗起到质的变化：一方面，社会上风行言论自由，人民群众敢于说心里话，对民事、国事、政府之事敢于谈论和发表意见；另方面，由于拨乱返正，引导方法不当，竟致社会上逆反心理尤为普遍，一改往日信仰崇拜单一，抱定某一宗旨的心理逆差，你提倡什么、推行什么，他偏不信，偏不照着干。这种心理民俗的变革，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洗刷与确立，正确加以引导，将对推进文明建设起积极作用；(五)多元化经济形成多元化思维，多元化思维形成民俗特别是传统民俗的剧变、消亡与变异，而西方文化风俗的渗入，一些腐朽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出现，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传统的、淳朴的民俗民风。除此之外，随着精神、思维观念的改变，民俗活动和各种民俗事象都日益显示出时代气息。这些现象，莫不引人深思。
随着上述民风民俗的变革，总体来说，社会上出现了新的动力与活力，往日的“穷困社会主义”日趋变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民风民俗日露端倪。经验教训证明，民风民俗与整个社会风气息息相关，传统的某些民俗，已受到严重的生死挑战与批判，特别是青少年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与骨干，多数人已不会在某些民俗下就范，这就形成了民俗应用变革中深层次的斗争。传统的民俗，部分正在消亡，部分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传承性；新的民俗事象与活动及社会习俗、习惯势力，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之势。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二、民俗应用变革中的新特点和倾向性问题
民俗事象和活动，发展到今天的历史现实，我国的经济生活，在由单一的农工生产发展到全面的商品经济为中心的多元化的市场经济过程中，一切经济制度、经济生活、法制法纪、科技教育、文化的内涵，都在改革浪潮中着手全面建立，社会主义新风俗即应运而生。其核心和推动力，就是改革。改革给民俗变化带来了永不停止的滚动滑轮，使民俗这种可塑性的特点，随各种条件和地区而变化，南方北方不一，民族地区不一，沿海和内陆不一，即使同一地区，由于先富后富或穷困过渡不快，或由于科技教育文化素质的高低不同，也出现了层次区别。但总的来说，民俗的应用变革，在结构实质上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为民俗的变革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目前，农村形势有了根本变化，农民中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的资金、时间、劳动力“三个剩余”，更由于乡镇企业的普及与多元化经济的发展，都给农民致富开辟了新途径。旧时靠迷信、积德行善施舍的所谓“义举”，今日普遍地被自愿捐资、赠送、奉献、扶贫、支持“希望工程”等代替，农民手里有了钱，出资兴办一切福利、教育、文化设施和政府出资出面举办公共设施并行，已屡见不鲜，成为新风尚。马克思说过：“劳动人口中必须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得用来做其他工作的部分就越大”(《资本论》620页)。这就是说，长期以来束缚人民的“吃穿”二事解决以后，从事精神生产和活动的人以及所用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各种民俗活动随之得以丰满而自如。过去强烈地信“财神”，如今着迷地信科技和关心信息；过去“好出门不如瞎在家”，成年守着“小窝窝”、“小门户”、“小锅台”转，甚至抱着“离土不离乡”、“为农的不经商”的陈旧观念，现在远离家乡，进入集镇、城市甚至省外国外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和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大大增长，成为新的民风。这说明，生产方式的改变，最终会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物质生活上“硬件”的改变，直接影响精神文化生活的改观，而随之产生的各种活动，就表现出民俗活动的差异。现在，你让农民“打地窑”、“盖茅草房”、“打土坯垒墙”，恐怕他死也不干，他们在“比富”民风影响下，总要盖个一层或多层“小洋楼”；而在家庭生活上，也逐步淘汰了旧的小农生活模式，代之以烧蜂窝煤、液化气、家电等用品，更新了内容，加快了节奏。过去在婚姻上，订婚索要的灯心绒、凡尼丁、三转一响，总耗资不过三两千元，就可使一户农民导致借债或破产，而现在这些“小巫”，就成为不足挂齿的东西了。
(二)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变化，而且伴随产生了新方式的民俗活动。长期以来，自然经济时代生产方式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的节奏极不相符，更不适应。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来看，生活方式不仅是一个科学概念，它的变化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生活方式和民俗应用变革、民族心理及心灵的革新，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变革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这种变革，会改造人、培养一代新人，而社会进步正需要这样一代新人。这就是农民生活由贫困、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农村有觉悟、有文化、有知识、懂科学、有智力技能的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及乡镇企业职工越来越多，各种专业户越来越普遍，各类人员在农村和城市家庭的地位越来越居主导地位，农民群众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庄稼汉形象，形成了“科技热”、“读书读报热”、“建房热”、“服装热”、“旅游热”、“投资热”，各式各样的“专业户”、“养殖户”、“致富户”、“科技咨询户”、“信息户”不断增大，各种特点的“梨乡”、“苹果县”、“养鸡县”及“小康村”、“小康乡”、“过亿乡”、“十强县”层出不穷，随之而出现了众多的“五好家庭”、“文明大村”、“书画乡”、“民间艺术之乡”、“社火之乡”等等。这些都是新民风民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
(三)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人民群众在观念形态上定会有本质的变化，而随之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民俗就是水乳交融、水到渠成的事情。马克思总结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必然促进观念和民俗内涵的变革，并从不同的侧面折射社会，它不是突然到来的，而是社会经济生活变革孕育的结果。这是必然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家庭，它是社会组成的细胞，又是民俗活动的最基本单元。新时期的家庭特别是新兴个体户，已经成为最活跃、最普遍、最基本的文化消费大户和新风俗活动的实践者和传承者，他们具备资金、时间、劳力、知识、技能、设施、交通工具等优越条件，游艺、摄像、体面的婚丧寿庆、送往迎来、掏钱供送子女上学和看病探亲等，新文化新风俗活动就能开展起来，显得宽松、自如。再如农村，它是民族传统民俗赖以传承的主要阵地，随着观念的改变，富有中国特色的并具传统特点社会主义新风俗将会有一个新发展，特别在众多的民俗活动中，农民在吸收现代化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时均有创新，如民间社火、民间歌舞、庆功游行、表彰新人新事、五好家庭等，既保留民族传统，又具有时代气氛，两者有机结合，必将带来民族文化风俗的复兴和发展。第三，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时令节日民俗都将得到增强和发展，许多节日都会成为各界群众休息、聚会、文化娱乐的节日，也会成为繁荣、交流经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及信息联络的中介桥梁，从各方面展现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爱国主义凝聚力。现在许多地方利用民俗的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等，举办各种商贸、文化、科技交流活动，就是发展新的都市意识和把民俗活动向国外拓宽使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良好举措。
从唯物历史观点分析，民风民俗作为人民精神文明基本表现的“软件”，和一切文化、科学、教育活动一样，要比建设精神文明上的“硬件”要复杂得多。一般地说，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是相互见长的、成正比例的。但是，民风民俗自身有极大的独立性和可塑性，物质的丰富和市场经济机制的载体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并不能自发地促进精神文明和民风民俗的变革，这就带来了许多社会风气问题。其主要倾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社会风气纷扰着一些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下，许多人日益为物欲、利欲、金钱欲所役使，有意无意地违背基本道德民俗水准；(二)以性解放为主题的各种宣传品，特别是国外文化风俗的传播和渗透，已严重影响传统婚配丧葬风俗和道德水准。据有些地方调查，未婚先发生性行为或先同居、先育，约占订婚男女青年的60％以上，城市旅居或打工服务人员中更为严重，随之而出现的“富易妻”、“同居不结婚”、嫖娼、卖-、三陪、拐卖妇女少女儿童等等非法事端，已成社会不安定根源之一；(三)由于文化娱乐的单一和贫乏，以-为主要方式的玩乐被视作不违法的习俗，逐日恶化民风环境，带来许多社会弊端；(四)以虚假冒险为手段的各类人际关系，严重地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老实人办不了事，说真话成不了事”的暗流，使社会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屡屡不断，甚至发展到“以假为荣，恬不知耻”的地步；(五)由于精神文明建设有些方面互相脱节，致使部分传统民俗有逆转现象，特别是城乡一部分致富户中，对待老人轻养厚葬，子女婚嫁大操大办，甚至在农村请阴阳、占坟地、修大墓、盖神庙，使封建迷信活动嚣张一时，社会上不惜巨额资金行贿、贪污，请客大吃大喝之风、为富不仁之恶俗，屡禁不止，群众多有怨气。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民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也是人们基本活动方式，而且其内涵还包括道德和法纪的约束。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和基本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畸形的生活或生活方式。一个人从小在家里坐到老，不可能成才；不和社会各方交往，不可能成家立业。即使由穷变富，也要体现一种精神生活。故日本一位学者说过：“富裕并不等于就是幸福”。我国的城乡无数事例表明，一些人在财产上是富裕户，而精神生活上却是贫困户、法盲或无知者，他们有些人为所欲为，目无法纪与道德水准，往往是上述倾向的“实践者”。
三、对民俗应用变革中宏观控制的几点思考
社会，作为对于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活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它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意识以及民俗事象活动的各方面，具有一种潜在的制约能力，这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包含执政党的-威力、干部作风、政策规范、法制制约以及道德水准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因素。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民俗方面，可否把民俗的应用变革在宏观控制方面归结为以下五点：
(一)社会主义新民风民俗的宏观控制是对外来的异端民风民俗的萌发、形成、蔓延，应作出较为果断的反应，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法制威力，运用社会力量，合力共济，消除影响，以免祸延后代，如目前的“扫黄打非”“清除六害”和“打假”等措施，就非进行到底不可。
(二)新民俗宏观控制的基本规律，主要是依托各级领导机关、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员和各界各方面的社会骨干成员、青年知识分子、各级各类学校等，通过个人行为和以家庭、门户为基地来示范和体现，形成一种共识，组成一个社会接力赛和共同网络，体现人民的向心力。
(三)新民俗宏观控制的主要方法和策略，是在物质文明、-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具体事项中，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政策法令、法律手段来提倡、引导或限制、取缔或奖惩、判罚，另一方面通过文化艺术活动、新闻媒介来歌颂、宣扬、褒贬、评价，使人民明是非、辨真伪、察善恶、知美丑；第三，通过自下而上，纵横交错的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力量来作舆论监督、道德监督、法律和民主监督，使良风良俗得以宣扬，邪恶势力得以遏制。
(四)新民俗的宏观控制，要改变一时硬、一时软或软弱无策、视而不见的倾向。目前，把民俗变革应用仅仅看作是针对农民或者乡村而忽视官风以及市民习俗显然是一大失误。新民俗应当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催化动力，各级领导机关都应把树良风新俗列入议事日程，给以正确对待。
(五)新民俗宏观控制的长远建设，应从各级各类学校抓起，特别是对青少年，要给以民俗基础知识、基本行为和知识的引导及教育。实践证明，这种具可塑性特点的民俗，在青少年启蒙教育中，其潜在威力，往往可以培育出民族栋梁之材。
民俗的应用变革，不只是适用一两个人，或为某一团体的权宜之计，它是要通过亿万人承认和实践并且世代予以肯定的社会工程，难就难在这里，可以说：世间错综复杂事，考察得失验民俗。
(作者简介：王仲一，1934年出生，陕西高陵县人，曾任高陵县政协一至四届副主席，兼任省地方志旧志编委会委员、省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南京中山文学院客座教授等。一生从事民俗民间文学地方史志等工作，出版著作十多部，累计300多万字，发行国内外，其中乡土民俗著作出版累计200万字，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对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的“中国民间文艺家”称号与证书，被省政府授予省级劳模，被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授予省级优秀民间文学家、省级先进史料工作者称号，事迹编入多部中外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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