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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北拴马桩的历史成因及造型语言探微(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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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载体，渭北拴马桩可谓独具特色。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较大规模发现并引起关注的仅见于陕西东部渭河以北地区，从而使其具有了浓厚的地方民俗文化特色。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省大规模文物普查后，基本弄清了拴马桩遗存的分布，即集中分布于富平、澄城、蒲城、合阳、韩城、大荔县(市)及周边地区，地理范围在泾河下游以东、渭河下游以北、陕北黄土高原以南、黄河以西，处在关中平原的东端。在上述各县(市)发现并收藏的拴马桩有数千件之多，被有目的保护收藏的拴马桩多系保存较完好、石雕工艺较精致特别是具有较高文物及艺术价值的。澄城县文化馆、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中收藏陈列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筹建之中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对拴马桩的收藏源起甚早，故而藏品丰富、种类繁多，千余件藏品中不乏精品，可谓渭北拴马桩收藏单位中的扛鼎者。对于石质的拴马桩而言，上述机构的大规模收藏保护，为研究并发挥其具有的巨大民俗文化艺术价值奠定了良好基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对拴马桩的收藏、研究、展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将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拴马桩的历史及地理成因
渭北地区广为分布并留存至今的拴马桩，其产生、演变、发展的历程有着深厚的历史及地理原因。
尽管拴马桩不局限于拴马，但拴马桩这一称谓本身就将这种石质用具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陕西关中地区(包括渭北)更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发达地区，骡、马、牛、羊的豢养既是农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产手段，又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积蓄财富的途径之一。马与人类的紧密联系历史悠久，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骡马更是衡量当地富裕人家财富多寡的内容之一。在封建经济社会里，农业生产、生活中，骡马是人们的理想帮手，较低的饲养成本与较强的农业生产功能使骡马的繁殖、饲养成为增加农业收成、改善生产条件的一条捷径。在大量开垦农田，以扩大田亩数量作为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单一生产模式下，渭北作为传统的农耕生产区域，为以家庭为单位，以骡马为主要饲养对象的家牲(畜)饲养业提供了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可能性。早在商周时期，渭北地区就和关中西部的周原地区一样，林木繁茂①。春秋战国时期大荔之戎曾筑王城于此，并从事农耕②，晋文公重耳当年出奔在外，也曾和狄人之君一起在渭河之滨打猎③。公元前246年，秦国在此开凿“郑国渠”沟通泾河和洛河，使渭北农田得到河水的灌溉。汉唐时期，咸阳、长安作为都城，京畿及关中平原人口大增，农业生产相应得到很大发展，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唐代的墓葬壁画中，用牛马辅助农业生产活动和乘牛车、骑良马出行的画面屡见不鲜；秦陵兵马俑坑、汉阳陵从葬坑、唐代墓葬中陪葬的大量陶制马、骡、牛、羊等牲畜动物俑，恰好反映了当时随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得到发展的家牲(畜)饲养业受到广泛重视的历史。
牧养牛、马、猪、羊等家牲、家畜，在陕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对马的养殖，历代封建政府均无一例外的倍加重视，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良马作为巩固政权、征伐敌手重要的国防军事资源，在冷兵器时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汉武帝征讨匈奴靠的就是勇猛的骑兵，来自西域的“汗血马”倍受珍爱，也是出自同样的军事需求的缘故。汉代整饬武备所需马匹，仰赖黄土高原上民间豢养的同时，举朝养马，西汉政府设置的养马机构分三十六苑所，养马达三十万匹，其中的西河郡有一苑，所辖范围到达今陕北宜川县南部，已与渭北的北缘相接壤④。隋代养马之地赤岸泽位于今天的大荔县西南。唐代养马数量最多时曾达七十多万匹。唐代初期，政府划定的养马地区跨有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均位于陇山之西；后来又扩展至岐(凤翔)、豳(彬县)、宁(宁县)、泾(泾川)四州，达于陇山之东，以致于银(横山)、夏(靖边)、盐(定边)、岚(岚县)等地后来也都有唐政府设置的马厂⑤。大荔的沙苑当时也是唐王朝牧监治所之一，负责着宫廷宴食所需牲畜的供应⑥。由此可见，渭北虽然不是古代主要的养马基地，但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和交通运输工具，对马、牛、骡、驴等的畜养，一直是当地人们日常农业生活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在拴马桩形成规模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因是渭北地区的自然地貌地质条件。渭北地区的自然地貌是西北地区一种特殊构造——塬，它介于平原、山地之间，塬上既有小块平原、缓坡草地，又有海拔不高的山地，牛、马、骡、驴等除了用于农业生产之外，自然环境又为其发挥代步之交通功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富平境内的桥山，澄城一带当地俗称的“北山”等处所出产的石灰岩和砂岩，为大量打制石质拴马桩提供了足够的石材。与拴马桩相配套的上石马以及修建房屋所用的柱础石、石门框、石门楣、石门槛、门礅石、石凳、石桌、石台阶、石马槽等等，也都取材当地。在林木日益稀少的状况下，因地制宜，石质拴马桩及其他石质建材、家具以其结实耐用，朴实美观，成为当地官宦、商贾、富裕之家在立宅造屋时的首选，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渭北地区唐代帝王陵墓前就地取材雕成的重达十数吨的石马、石虎、石人等大型石雕艺术品⑦一样，成为留存在这一地区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农业生产的需求，养殖传统的延续，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日常生活的需要，使拴马桩的出现具有了历史的、地理的、现实生活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三、拴马桩造型语言的文化内涵
渭北拴马桩的材质为石灰岩和砂岩，高约1.6m—3m，通体可分为桩头、桩颈、桩身、桩根四部分，桩身和桩根的多为正方或八棱柱形。桩根埋于地下，桩身、桩颈、桩头露于地表之上，桩身素面，桩头及桩颈部分的雕刻是拴马桩的精华所在。桩头造型语言丰富多彩，多源于生活，粗略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动物造型，一为人物与动物组合造型。每个大类中又可细分若干小类。另外还有诸如花苞状桩头等少量造型的拴马桩亦别具特色。
以动物造型作桩头的拴马桩，在目前所发现的渭北拴马桩中所占比例最大。动物形象主要是狮、猴，以狮子造型最为普遍，由于桩头的面积有限，其形态一般为蹲踞状，两只前爪踩在桩头四方形平台的两角，前腿与胸腹间镂空成穿，骡马的缰绳可穿系其间，故而狮子的两只前腿通常因穿系缰绳而磨得很光滑。常见的狮子造型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体形相对较瘦，头后带螺锥状卷毛，嘴部及下巴前突，头向左或右侧扭，与左或右前爪在一条垂线上；另一种狮子脑后无螺锥卷毛，波纹状鬃毛直披后颈，体态较壮实，蹲踞姿势较低，嘴及下巴圆平，头向左或右前方微转。
人物与动物组合造型的拴马桩，人物的面部表情丰富，老少皆有，大都作骑兽状，尤以骑狮者为多，也有背负单个或多个孩童以及猴子等，由于桩头面积的限制，所以一般是人物形象完整，胯下之兽往往只现出头部或前半身，动物的两只前腿与胸腹部镂雕成孔，用于穿系缰绳。
拴马桩的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拴骡马等大牲畜的用具，首先要求结实、耐用，所以拴马桩桩直径均在25—30cm左右，呈方形或多棱形柱体，既易于拴系，又不怕性情暴烈的牛、马、骡、驴等撞咬以致损坏，无直角边棱的方柱体和多棱柱体避免了牲畜擦伤皮肉。
除了拴系牲畜之外，拴马桩还具有震慑、装饰、祈福吉祥的丰富文化内涵。我们看到的拴马桩上雕刻的人物、动物等，从严格意义上看，已脱离了石雕艺术中的写实性，人物形象极尽夸张，出现了多头人物、狮、猴等动物，也已不是人们习惯认可的形象，而是介于怪兽与狮、猴之间的一种变形。几乎所有的人物、动物及人物所骑动物的外观造型，或滑稽、或凶猛、或怪异，人物骑兽造型，都表现出一种人主宰动物或怪兽的风格，所要表达的对牲畜的震慑思想非常鲜明。
在渭北地区昔日的富豪或官宦人家的大门外两侧，大都栽有多个拴马桩，供主人及迎来送往时拴系宾客坐骑。由于当地的传统风俗，当作坐骑的马、骡、驴一般不配鞍，因此门外拴马桩前往往都置放有供上马用的上马石，与拴马桩配套使用，而在大门门槛的两端设置门墩石以及门前一对蹲狮的布局不仅在渭北，在其他地方也十分普遍。这种具有一定地域特点的民俗文化传统甚至随着渭北陕籍人士在异地为官、经商、落户而得以承传沿袭，笔者在福建武夷山市附近的一处保存着明清古建筑的村落中，见到的一座陕籍富绅大宅前就有具有秦闽民俗文化融合之后的拴马桩，但与渭北拴马桩已是大相径庭(图一)。从渭北拴马桩实际的功能考察，它是官宦富豪宅院建筑的附属物，因而，其栽置的位置也需随建筑特别是院落式建筑的布局而变化，像陕西韩城党家村古建筑群中，既有拴马桩，也有因相向两座豪宅间距离太近而将拴马桩变成嵌有两个铁环的一块石板(条)固定在墙上以供拴系骡马。此外，作为宅院建筑的一部分，不少拴马桩除桩头有生动的人物、动物雕刻外，在桩颈四周还雕植物、花卉、走兽、垂穗等图案，而这些纹饰在宅院的门窗等木结构上更是屡屡出现，所以，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和观赏性，与建筑物保持着一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摆脱了户外石质物件呆板、单一的缺憾。唐代画家韩干的名作《照夜白图卷》中，唐玄宗喜爱的宝马之一“照夜白”，拴在一根多棱形柱子上(图二)⑧，而另一幅唐代绘画《百马图卷》中，拴马桩为一种木质高桩，桩颈下用绳子交叉固定一短木楔，用于拴系马匹(图三)⑨，相比之下，渭北石质的拴马桩在造型语言的多样化和装饰性上，都较唐代的拴马桩有了长足的进步。
再者，拴马桩桩头的动物、人物雕塑还具有人们一种朴素的镇邪、祈求人畜平安和吉祥的思想理念。受阴阳五行、八卦思想的影响，当地人在拴马桩栽置的位置选择上也颇有讲究，而人物形象刻意变形和夸张后变得怪异多端，特别是多头人物形象的出现，应该是人们在祈求神灵保佑之外，并希望人能降妖伏魔、人畜兴旺平安思想的表现。同时，这种将狮子、马、麒麟乃至人物在雕刻中有意从传统形象上加以变形夸张的雕塑语言，极大地丰富了渭北传统民俗雕塑艺术的文化内涵。
四、渭北拴马桩的时代
在唐代乃至更早时期，关中地区已在使用木质及石质拴马桩，这是我们从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卷》和传世唐画《百马图卷》中可以得出一个初步认识，这一传统直至今日在渭北地区依然存在，但是，具体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渭北拴马桩，则需要结合历史和实物资料，作出符合科学和实际的判断，笔者以为陕西渭北拴马桩的年代并不很早，其源起与游牧民族无关⑩。
第一，渭北拴马桩上人物形象、动物造型与唐代石雕作品以及大量隋、唐、宋、元墓葬中出的人物和动物俑形象相比较，在雕刻风格中有很大的区别，拴马桩上的人物明显缺乏隋唐时期作品所具有的雄浑大气和神韵。在人物的族属方面，唐墓中出土各种彩绘及三彩胡人俑与拴马桩上的人物的面相区别十分明显，前者的族属来源至今可寻到渊源，即源于西域少数民族。二者的发式、服饰以及手中所持乐器等也没有显著的继承沿袭特征。渭北拴马桩桩头的狮子与唐陵前的石狮以及临潼和西安东郊王家坟唐墓中的三彩狮子相比(11)(图四)，在生动性和神韵方面的欠缺也很突出。
第二，逐水草而居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传统，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打制雕凿乃至携带如此笨重的石质拴马桩对游牧民族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其生活的实用性更是不复存在。
第三，在雕刻传统上也不属于一个系统。而从已发现的游牧民族遗留的诸如内蒙古阴山(12)、新疆阿勒泰等地的岩画(13)、新疆阿尔泰三海子的石雕作品“鹿石”(14)等文物资料来看，都与拴马桩在造型语言及雕刻技法上无类比之处。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玉马，拴在一根有桩头、桩颈、桩身之分圆柱形的拴马桩上，其装饰性比唐代绘画中拴系“照夜白”的石桩有较大进步，与渭北拴马桩的造型风格则有某些近似之处(15)(图五)。
第四，在澄城县文化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和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所收藏的拴马桩中带有清晰纪年铭刻的都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时代更早的尚未见到。
综上所述，目前所知渭北拴马桩的各种实物和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说，渭北拴马桩是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工匠就地取材沿袭传统民俗和雕刻工艺，从生活实用性出发打制雕刻而成的，是渭北传统民俗文化艺术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朵奇葩，对它及相关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收藏、研究、展示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左传》文公十三年，杜注。
②《史记》卷五“秦本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
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④《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⑤《唐会要》卷七十二，《玉海》卷149。
⑥《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
⑦程征、李惠《唐十八陵石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⑧⑨《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2·隋唐五代绘画，文物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⑩王宁宇、党荣华：《渭北拴马石艺术考察》，《美术研究》1985年第3期；《澄城拴马石艺术》，《美术》1985年第5期。
(11)何汉南：《西安东郊王家坟清理了一座唐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12)盖山林：《内蒙阴山狼山地区岩画》，《文物》1980年第6期。
(13)王明哲、张志尧：《新疆阿勒泰地区岩画初探》，《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23期。
(14)刘学堂、吕恩国：《新疆三海子金字塔式“巨石冢”的文化性质及其他》，《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23日。
(15)《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篇9·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
(作者简介：晏新志，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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