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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大院备忘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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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院门144号
(3)陈树藩旧居夏家什字17号
(4)赵寿山故居甘露巷7号
(5)姚文清故居芦荡巷2号
另外，西安市灞桥区还有位于灞桥区豁口村的孙蔚如故居以及位于长安区王曲镇的郭家庄园。
亡羊补牢，西安市政府终于在公元2002年8月1日，推出了第一部旨在解决古城发展与保护问题的地方法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条例中说：
西安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富。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在旧城改造中，对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等破坏较为严重；城内建筑高度失控、密度加大，部分建筑物的风格造型与传统风貌极不协调。即将实施的“条例”将西安古城保护范围划定为三大部分，即西安市行政区域内体现西安历史文化的古遗址区域、古城墙及其以内区域和历史文化风貌。在古遗址保护区内，要求“应保持古遗址的历史风貌和原始地形，禁止从事挖土取土等有损遗址保护的其他活动。古城墙及其以内区域应从严限制用房建设，城市功能以商贸、旅游为主并逐步减少古城墙以内的居住人口密度，对不适应城市功能的企事业单位将限期整改或外迁。”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眼下，西部要开发，中国讲发展。全民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毋庸讳言，“古都西安”这个品牌，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许多部门包括一些领导人多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本地那些古老的东西。与其说他们是文化上的自觉，不如说他们是“经济上的自觉”。但这种“经济上的自觉”，未必有益于你所在的这座城市。
中国这个曾经的农业大国正乘着现代化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奔，生活在变，体制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这个时期，一切金钱、资本、权力、欲望等，铺天盖地蜂拥而来，如此这般，某些官员们那种“经济上的自觉”，是极容易变味的，而这种变了味的“自觉”一旦付诸实施，在民间看来俨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因为官员与开发商联手擎起的是一面面(诸如西部开发，旧城改造，道路拓宽等)冠冕堂皇的大旗。无数事实证明，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业，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如果离开了公众的监督，无论事业的需求是多么的崇高，无论执行者多么理直气壮，最后往往变成公众利益的丧失之地。
地处兴隆巷42号的高家大院是西安市区保存最完整的传统民居，为西安易俗社创始人、社长高培支的旧居，已有百年历史。
宅院坐南朝北，占地九分，南北长50米，东西宽12米，建筑布局为三开间两进院。街房、厢房、过厅、二门、上房一应俱全。
大门为生漆木门，拴马桩立于门侧。两个门墩上的浮雕是麒麟蝙蝠梅花鹿等吉祥动物。过厅的房门上刻有牡丹、梅花、宝剑、方鼎；上房的门上则为“梅兰竹菊”四君子。房上虎头瓦当、院内雕花门窗……二门及其偏门上的砖雕更是精美异常，整个大院古韵四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家大院的门楼砖雕及房屋的木质构件刻花精细，具有典型的地方建筑装饰艺术风格。该院落从房屋结构及室内家具陈设都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样完整的院落如今在西安已很难见到。
现在的院主是高培支的孙子高公信。多少年来，公信延续高氏家风，崇尚礼义，讲究诚信。平日里勤俭持家，敦厚为人，生活平淡而自得其乐。
9月29日下午5时许(这时离“条例”颁布还不到两月)，高家大院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带来一份通知：自2002年10月8日起，将对原柏树林拆迁遗留户实施拆迁。拆迁范围包括百年老宅高家大院。早在1996年刚开始拆迁时，省、市文物部门就以不同形式表示，高培支旧居因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应予保护。2000年6月29日，西安市政府批复有关部门的请示：兴隆巷42号为绝对保护区，绝对保护区必须保持原有建筑格局及建筑形式。2001年2月，西安市政府将兴隆巷42号公布为西安市第二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突然要拆迁，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根本就没有接到任何报批申请。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也没有收到市政府要求拆除高家大院的通知!
高公信说：虽然我是屋主，但是我都没有权利拆它。为开发一个工程赚钱，就可以拆掉西安市硕果仅存的优秀民居，孰大孰小，孰轻孰重?
10月8日，《华商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题名为《百年老宅，今天要拆》的新闻报导。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日从早到晚，先后近四百人闻迅赶来，看望这所百年老宅。出租车司机周永定说，我们西安不同于其他城市，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就不是西安了。这个老宅子决不能拆!家住大差市的徐玉珍也和丈夫急匆匆赶来。她说：“拆起来容易，盖起来难。一个老宅子能保留一百年，非常不容易。我们为什么非要拆了真的盖假的呢?”70多岁的离休干部解长峰对肆意拆掉古建筑的事情非常反感。他说，古民居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决不能做败家子!
8日以来，媒体的呼应已是达到空前的程度。《华商报》连续五天，在头版位置上辟出相当的篇幅，对此事给予跟踪报导。文章标题触目惊心：“百年老宅，今天要拆”，“百年老宅，决不能拆”，“曹操疾呼：留下高家大院”，“拆迁威胁高家大院”“不要让老宅成为历史”……此间，《北京青年报》也刊发了《百年老宅，命悬一线》的署名文章。
二
10月10日，兴隆巷42号的高家大院来了两个高鼻深目的老外。一位叫法约尔，从事遗产保护；一位叫鲁伯，是搞建筑设计的。两人都是法国波尔多建筑学院的资深教授。
两位教授近期一直在西安从事碑林保护的课题研究。他们看到《华商报》刊登的关于高家大院面临被拆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他们把本报的消息剪贴下来作为资料，又立即带着自己的学生赶往高家大院进行“声援”，希望能将这座精美的老宅子保留下来。
在大院里，他们仔细地查看着、抚摸着每一寸老宅，老宅子那精美的木雕、石刻，都令他们赞叹不已。两位教授说，这样精美的房子如果被拆，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摧毁，这对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两位法国教授通过翻译告诉记者说：如果是在法国的话，他们不仅会保留它们，还会精心地进行维护、修缮，让精美的老宅子得到很好的保存。他们还说，来到西安后，发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一些非常有名的老宅子，要么四周一圈围墙，让你不见天日，这是尴尬的保护；要么随意翻建、拆建，将老宅子折腾得面目全非。两位老外希望记者能够多方呼吁，希望政府能够想尽一切办法，让这座老宅完整地保留下来。
11月5日央视西部频道在新闻夜话的栏目中，将高家大院的主人高公信请到了北京，并远程热线采访了西安文物局的前总工程师韩保全，就高家大院的拆迁风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对话与探讨。
前后几十天，前来高家声援的西安市民络绎不绝，竟达千余人次。并没有单位出面组织，也没有政府发出号召，纯属人们自主、自发、自觉、自愿。
在高家的“来访群众留言簿”(这是中国当前民间的一种表达方式)上，人们慷慨陈辞，痛说利弊，其情之真，其意之切，跃然纸上：
高氏一族，孔孟传家，清平尚能护古宅；省市政府，坐拥古城，岂能暴殄天物。
——吴某
望市长大人为西安市民留一点西安古文化，千万莫做千古罪人!
——一兵
百年文物不可估价，当代政府理应保护。 ——某游客
将真的古宅毁掉，却刻意地造几座仿古建筑去拼贴在高楼大厦的旁边——不伦不类，非驴非马。
——某市民
一块黄铜一块金/拿到街上试人心/黄铜卖去金还在/世人认假不认真。
——刘某某
不要干蠢事，不要干绝事，不要当民族的“败家子”! ——某市民
拆起来容易，盖起来难。一个老宅子能保留一百年，非常不容易。我们为什么非要拆了真的盖假的呢?
——徐某某
“平为福”①流芳千载；“退省处”②手下留情。 ——某市民
得失都在一瞬间，而真正失去了，就不会再有了。请你们留下它，也算是为中国的古城西安留得一处古民居吧。
——何某某(女，10岁)
西安人是有灵性的!同某些外地人相比，这所谓的“灵性”，或许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个当今社会的稀缺资源——“文化自觉”。(早在1984年，上海的一些人文学者到江南周庄提出保护古镇的事，居民一听说自己的房子不让拆，不许动，就急了。“那咱们换换，好东西你来住，我们去上海住你的高楼洋房。说是古镇，让我们呆在里头让你们看风景，别想!”那时候的周庄还是画家吴冠中赞叹的“集中国水乡之美”的地方；陈逸飞的举世名作《故乡的回忆》所画的地方；1989年令三毛热泪盈眶的“太美了”的场面也离它不远。)
高家大院总算保下来了。
据《华商报》10月25日报载：本报关于高家大院的系列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悉，西安市政府主要领导近日已就此事作出批示，责令市文物局、规划局拿出解决办法。市文物局已决定挂牌保护高家大院，近日将派人赴高家选址。据了解，文物保护牌可能镶嵌在大院门口的街房墙上，牌上书写“西安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培支旧居，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布”等字样。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态度很明确，必须保护高家大院!
在抢救高家大院这场行动中，制度保障，舆论导向，民心所向，三者的作用相得益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后者。
雨果说：“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普希金说过：“我们强大有力，并非因为将士英勇，也不是波兰人援助得力，而是因为民意——老百姓的公意。”民心不可违啊!
三
10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要充分注意并尽快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规划失效，历史文化遗迹遭破坏及污染等问题。”他特别强调：“现在有些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古迹遗址被破坏甚至被拆除，(使得这些城市——笔者加)正在失去其独特的风貌和传统的形象，这个现象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
“比如城市中心的土地价格非常高，谁获得了城市中心的土地，就意味着享有非常高的利润。还有一些市长让设计师按照国外建筑风格进行城市设计，这些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此外，还有许多居住者不关心保护古建筑的问题，只是希望自己的居住条件改善得越快越好。这也对我们保护历史文化遗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怎样保护古建筑的遗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③
《文艺报》曾在2002年3月7日头版头条呼吁：中国加入WTO后，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是值得我们严肃思考与对待的一个课题。而令人忧心的是，当前在经济开发中，一些地方对民间文化遗产不注意加以保护，破坏有价值的民间文化遗产的事件时有发生，民间文化遗产面临摧毁性的威胁。
与高家大院相比，西安市化觉巷125号的安家大院应是万分幸运了。
1997年，挪威国王访华期间，曾同江泽民主席共同签署过一项协议，协议项目之一确定，从1997年10月到2001年4月共完成西安回民历史街区4个明清风格优秀传统民居院落和5个用以指导回民历史街区内按传统风貌进行改建的示范院落建设工程。挪威外援署-诺拉德基金会为该项目提供资金455万挪威克朗(折合人民币480多万元)。
化觉巷125号安家宅院是这个项目的首批受益者。
该宅院是一个坐东朝西、四合院布局的传统院落，南北宽9米，东西长24.5米，总面积220.5米。据了解，这座宅院的建设年代大致是在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余年，先后相传了八代人。由于建成后未进行过大的维修，基本上保持了历史原貌。虽然该院未被列为历史文物，但由于其具有关中民宅典型的布局特色和众多良好的建筑艺术遗产，是研究明清建筑形制特别是民宅结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因此保护方案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制定，并在施工中采取了文物保护的基本手法。1999年12月5日破土动工。据施工的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工程处项目经理王选先生介绍，按照要求，他们先拆后修。重新处理地基，下挖80厘米，素土夯实，填上三、七灰土，再砌基础砖，重建后背墙，再把拆卸下来的高檩大梁、格窗花门、砖雕青瓦按旧样复原。除了少数彻底腐朽不能再用的材料外，一切尽量使用原料，保持旧貌。重修后的安家宅院甚至连那些墙砖按上下左右位置都没有改变，统归原处。古建筑中的雕梁画栋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突出特点，施工方组织能工巧匠，一丝不苟按照原建筑木雕的图式，精心雕刻了门罩、木窗、屋沿下需要补充的燮龙唐草、奎龙花纹，装配后与原配无一差异。修缮后的安家宅院完整地保持了200多年前的原样，可谓是修旧如旧。整个工程耗资40多万元(高家大院这些年来的修缮则完全依靠高公信自己那点微薄的力量，工资不到千元。他经常在一些拆迁工地上转悠，到这里弄上几片瓦，从那里拾回几块砖，以补院内墙倒屋漏的不时之需)。
据说，促成这项协议诞生并实施的，是一个名叫哈罗德的挪威人。1993年，哈罗德作为访问学者，与西安市建委、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西安交大建筑系合作，进行了西安历史街区方面的课题研究，从而萌生了参与西安传统民居保护事业的念头。在有些人看来，这老外脑子进水了。因为听说协议签署后，哈罗德并没有拿到一分一文的提成或回扣。这情景不由使人想起当年毛泽东的语录：“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当然，这些话还是应该再提提。
将高家安家两个大院的不同遭遇两相比较，得出的结论使人尴尬，好像外国人比中国人还要热爱中国的民族文化。
更为令人诧异的是，某些人觉得西安不错，还真是建立在外国人对西安的景仰之上。比如他们在对西安进行褒扬时，习惯于借用外国人对西安的评价。是外国人站的高看的远?还是我们自轻自贱、自惭形秽?好像我们自己对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反而底气不足没有把握一样，连自己有几斤几两，也要看看洋人的磅秤。基于这种心理，某些国人对国粹的自豪，常常需要外国人来为自己撑腰打气。“连外国人都……难道我们……”这似已形成一种语言模式——说透了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萎缩，或曰文化上的弱势心理。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还算持平之论，而把古长安称为东方罗马，将苏州称为东方威尼斯，这些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语气，这多少是带有一点傲慢与偏见的。因为透过这种语气的表面，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价值观。反过来说，意大利人是绝不会将古罗马称为西方长安的，国人好像也没有谁将威尼斯称为西方苏州。
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它的功能也是用作于对自身历史经验的解读。为此，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独特性、自身的限定性。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主性，不能用自己的文化来解读自身的历史、自身的经验，听任其它文化超越其限定来读解来裁剪时，必定产生对自身生活世界的误读与误导，引发出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国任何一种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去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生活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面对这样的现实，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提高全民族文化自觉性，是教育无可推卸的责任!”④
应该认识到，教育不仅来自学校，来自课堂，来自书本，来自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也来自百姓的口口相传，来自民间的老宅旧院。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载体，是民俗风情的结晶，是普通百姓代代相袭的文化财富。这些年来，笔者一些移居国外的同学回来时都谈到这样的体会：出去后令他们梦牵魂绕的，是家乡的某个巷子，是他们住过的某个院子，是门前的一对石门礅，是后院的一棵老槐树，而未必是他们参观过的某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时候，人们对于祖国的思念就是这么世俗而具体。但在国内的某些人眼中，在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之中，民间的这些劳什子是不足为惜的。而现代化是什么?他们以为，现代化的现成摹本便是西方国家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既然认可了西方的现代化，要发展，就要把别的问题先忽略。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误区和文化盲点，导致这些散落民间的文化遗产，正在面临灭顶之灾。
美国的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在一些国家，现代性和现代化则被赋予一个新的、不同的含义，那就是赶超西方，特别是西方的工业。
在某些人的观念中，全球一体化即是世界西方化。费孝通先生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我们主张对各个已有文化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应强调选择上的自主地位，但反对任何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和态度。为了使得各种文化在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同时能发挥其选择上的自主性，我们认为首先各种文化应当有充分的自觉性，都应该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们提出，当前要提倡文化自觉。”(参见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一文)
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该民族的自我意识。民族文化一旦遭到摧毁，这个民族就成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主体性的民族，也就不能表达本民族独特的思想、经验、价值与利益，不能建立起解释自身生活世界、生活经验的意义框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放逐。在诗人眼中，便是失去了精神家园。尽管你的周围尽是高楼大厦，这同废墟没有两样，因为你的心灵已处在一片荒原之中了。
民族的自我意识乃是一个民族的粘合剂，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民族的自我意识一被消解，这个民族也就会因失去共同的价值信仰、符号体系而分崩离析。为此，一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体认，关系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一点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尤为重要。⑤
观念层面的意识需要器物层面的文化来支撑，而作为器物层面的民族文化，则需要动员整个社会——从官方到民间——来加以呵护。千年的文明古都西安，应该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容器”。在各种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来形成它多元的、丰富的、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面貌和品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资金到位，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可以像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而传统的那些老宅子，一旦毁坏，则万劫不复。像大明宫、未央宫、含元殿、曲江池、以及唐代那108坊。那些宫啦、殿啦、池啦、坊啦，都跑哪里去了，还有那个比圆明园还要壮丽的阿房宫：“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杜牧《阿房宫赋》)。无奈现在我们只能在地图上或路标上来认识它，或是从线装书中通过那些诲涩古奥的文字去理解它了。如果今后西安的历史只能通过文本中的符号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所谓“古都”，便只是一个标签了。
上对列祖列宗，下对子孙后代，古城西安的一脉香火，千万不要从我们这代人的手里断了。不要弄到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的西安古城，只是徒有虚名，充实其间的那些兴隆巷了、化觉巷了，已经变成一片楼房，那些凝聚了先人魂魄的旧宅老院，最多只是变成一堆老照片——而本来我们是完全能够将它们保存下来的。
注释：
①、②：“平为福”即：平和为福；“退省处”有退身自醒之意。此二联为高家大院二门里外的砖雕横幅。
③载《华商报》10月25日第29版。
④、⑤：参见《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一文(作者：鲁洁)。
(作者简介：张新生又名卜贺，1955年12月13日出生，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先后在《读书》、《中国文化报》、《上海艺术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评论、调查报告、随笔等80余万字，其中一些论文曾获省级及厅级政府奖；为陕西电视台担任编导及撰稿，其中参与主创的专题片《为了国徽的圣洁》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电视节目评奖中获专题类二等奖；参与主创大型政论片《国格赋》，该片获1999年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现被聘为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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