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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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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寻常的午后，我们穿过东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端履门的一个普通居民小院，拜访方向知老人。
开门的是方向知老人的儿子杨鉴，算起来，他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杨先生让我们先在外屋等候，自己进到卧室扶老人起床。杨先生说，母亲5年前瘫痪在床，行动不便。但若有人来访，母亲总要坐起来整装会客，这是老人多年的习惯。
之前我们已听说，94岁的方老耳不聋、眼不花，思路清晰，表达准确。但一眼见到她，我们还是被这位耄耋老人的神采所打动：她有残疾的腿上覆着薄被搭在床头的一把旧藤椅上，双手撑着身体，很端正地坐在床上，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带微笑冲我们点头问好。
老人屋里的陈设非常简陋，两张简易床、一套旧桌椅、一台14英寸的老式电视机。屋里最醒目的，是五斗柜上摆放的三幅像框，像框里的照片已经发黄，照片上的三张面孔却很年轻，他们分别是方向知的三哥方涛、五姐方鉴昭和丈夫杨法震。
方鉴昭：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负责共青团陕西省委秘密工作，1928年被叛徒出卖遇害，是陕西党史上著名的“九烈士”之一；
方涛：早期从事学生运动和农运工作的著名地下党人，1928年在西安组织学生运动时被捕，1947年被杀害；
杨法震：-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加入西北军，以国民党一团副身份带兵渡河作战，在保卫永济战役中殉国。
战乱年代、烽火岁月，3个亲人的牺牲，诉说着一个家庭的悲痛与光荣、也记载着一个民族血与火的历史。
斯人已逝，容颜依旧，只有志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歌留给后人无尽的叹息。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方向知生长在一个殷实的城市家庭中，父辈都是开明进步的商人，堂兄方仲如早年参加-党，从事地下工作，兄弟姐妹受到其影响也纷纷追随其后。当年只有16岁的方向知，也跟随哥哥姐姐加入革命洪流，上街宣传演讲发传单，给地下党当“小交通员”，“忙得不可开交”。
但在1928年，随着哥哥方涛被捕、姐姐方鉴昭遇害，方家处于白色恐怖的监控之中，方向知精神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度处于迷茫和悲痛之中。
1930年，正在西安女师附中上学的方向知通过堂兄方仲如的同学冯一航介绍认识了时任《西京日报》的编辑杨法震，并了解到，杨法震本是武汉中华大学的学生，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投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党后，曾在洪湖、沙市等地进行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回到西安后，还因在报纸上揭露黑暗统治，被反动政府抓去坐牢半年。
共同的志向促成一段革命时代的爱情，杨、方二人相识半年后结婚，但婚后的生活也随时局动荡不宁，两个人的小家庭在动乱的大背景下聚聚散散。因为报社被查封，杨法震婚后失去工作，后在友人介绍下加入杨虎城部队，在绥靖公署担任督察专员。利用这个职位，杨法震继续进行秘密工作，营救了一些地下党员。期间，方向知到北平的志成中学上学，也用自己学生的身份掩护了一些在北平搞地下活动的同志。
在方向知眼里，“杨法震是一个不漂亮的人，大高个子黑红脸，但聪明有才华，写一手好文章。”但革命生涯，聚少离多，8年婚姻，两人真正相处还不到两载。
那是1934年下半年，杨法震随孙蔚如部队驻防汉中，方向知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杨鉴前往汉中一小学教书。在那里，两人度过了婚后最平静安稳的一段时光。“那时侯，我才有机会听他讲自己在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得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因组织被叛徒出卖，不得不一路乞讨才逃回西安，心里非常敬佩。”71年后，94岁的方老娓娓讲述着往事，脸上的表情仍流露着对那段时光的留恋。
然而，民族危亡的局势很快打乱了一切，所有关于爱情、亲情甚至生死的抉择都被抛在身后。“双十二事变”之后，杨法震被任命为赵寿山所部五十一旅的秘书主任，专事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络工作。1938年日寇进犯晋西南，陕西受到威胁，杨法震调任十七师一0二团团副，随军驻守韩城。方向知则在西安的作秀小学教书。当时日本飞机不断轰炸西安，方向知每天带着学生跑-，心里也充满了对丈夫的担忧。
5月，她收到丈夫的电报让她带孩子到韩城。
当时的韩城已是西北抗战的前沿，前后有上万名陕西官兵从这里渡河作战。杨法震日夜巡护城河河防，防止特务和汉奸搞破坏；同时还支援河东抗日游击队的抗日活动，忙得不可开交。方老回忆说：“我在那里住了个把月，他黑明都不回家，偶尔夜里巡城路过家门口，进门都不落座，匆匆叮咛两句就走了。”这一次，杨法震嘱咐妻子给他做两双布鞋，方向知意识到丈夫要上前线了。
7月7日这天，杨法震奉命率领千名官兵夜渡黄河，开赴中条山。方向知怀着振奋，也揣着一丝担忧，默默地把亲手做的两双布鞋塞进丈夫的行李中。临别前的一刻，一家人在韩城文化馆的苍柏前合影留念。如今，这张照片依然摆在方向知老人的床头。照片上，一身戎装的杨法震英姿飒爽，表情豪迈；身后的方向知也是一副决然沉静的神色；只有5岁的小儿杨鉴昂首骑着小童车，散发着不谙世事的快乐。斯人已逝，容颜依旧，只有志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歌留给后人无尽的叹息。60多年后的我们面对这张照片，依然能感受到国难当头的时刻，一个民族和一个家庭义无返顾的抉择。
“之前我们已经商定，等我把孩子送回西安托亲戚照管后也随他上前线护理伤员，临走时，他还嘱咐我等他的电报。”方老回忆说，她从韩城回西安不到20天，就听说永济前线伤亡很大，家属们天天到38军办事处打听消息，哀声一片。她也去了几次，但总得不到确切的消息。直到有一天，相识的朱茂青夫妇到她家里，默默坐了很久，她便意识到有不利的消息。沉默片刻，她主动开口说：“杨法震的消息我听说了，他为了保卫国家、抗击日寇牺牲，牺牲的伟大、牺牲的英勇。只是我没能和他一起在前方抗战，我太遗憾了。”
“抗日是大问题，没啥说的。”时隔67年，我们无法想像当初方向知面对丈夫的死讯是如何的悲伤，只是从老人今天的回忆里，更多感受到一种坚强。
在今天的很多史料里，我们还能找到当年《西北文化日报》关于杨法震牺牲的报道。
国难当头，炮火连天，一个女性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爱情的诺言，坚守革命的信念。
丈夫牺牲后，部队给方向知送来1200银元的抚恤金，却被她拒绝。她说：“孩子我养得起，我不忍心花烈士鲜血换来的钱。”于是这笔钱被放在《西北文化日报》社的保险柜里代存，却一度被特务抢走，后来经过多方交涉才要了回来。
就是这笔抚恤金后来改变了方向知的命运。
1939年暑期，26岁的方向知脱下旗袍，换上短袄，揣着丈夫的抚恤金，带着5岁的儿子杨鉴来到丈夫的故乡———兴平县，在渭河之滨的草堂寺创办了一所私立法震小学。以她之意，办学一在纪念丈夫、二在造福乡里、三在于必要时为党的地下工作打掩护。
一个城里长大的女人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办学校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动，也引来不少的追随者。在艰难的岁月里，方向知带着教师们养猪种地维持学校的运转。
国难当头，炮火连天，一个女性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爱情的诺言，坚守革命的信念。在解放前的十多年里，法震小学不仅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还成为西安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的避难所和联络点。据记载，至1949年解放时，法震小学共毕业了九届学生。
一位当年曾受她庇护的革命者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自己在1948年底从国民党监狱越狱后投奔法震小学时见到方向知的情景：一个中年女性从房中出来，穿着一身朴素的灰棉制服，拄着双拐杖，一条腿在半空吊着……
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方向知当年办学的艰辛，患上急性关节炎的她因无条件医治导致腿部化脓，落下残疾。上不了讲堂，她就在炕上放一辆纺线车，日夜纺线，挣钱补贴办公费。当很多人得知她当时并非党员时，都非常感慨。其实，方老直到1958年才正式入党。
解放后，方老把法震小学无偿的交给地方政府。如今，这所易名为“法震学校”的小学依然存在，仍是当地孩子读书的乐园。她自己则在老友们的邀请下回到西安创办第二保育学校，办学治校，亲历亲为，直到1975年离休。儿子杨鉴回忆母亲一生乐善好施，虽然当了一辈子校长，却生活艰苦，至退休离校时，所有的家当就是一碗一筷一箱旧衣，甚至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离开学校的一段时间只能借住在亲戚家。几年后，教育局才分给她一套只有30平方米的房子。“抗战胜利60年了，人也都老了。牺牲的牺牲了、活着的还活着。孩子们长大了，我还活着，这就是人生。”
杨法震牺牲后，方向知独自抚养他们惟一的儿子杨鉴长大-；如今她年迈瘫痪在床，儿子杨鉴日日服侍左右，孝心动人。
父亲牺牲时，杨鉴还不到5岁。他对父亲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只记得童年时一直跟随年轻的寡母各处办学，有关父亲的经历都是母亲在他懂事后讲给他听的。
杨鉴先生原是杨凌西北农学院（现西农大）教授，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方老多年坚持独立生活。十多年前他们夫妻退休后回到西安，一边照管年迈的老母，一边看护年幼的小外孙。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是方老晚年最大的慰籍。
杨鉴先生告诉我们，方老虽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思想却不落伍。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前一段时期连宋访问大陆，老人更是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
每年清明节，方老都让子孙们到烈士陵园祭奠。今年，一家人也记得一个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2005年的夏天，沐浴在阳光里的这位世纪老人对着我们感叹：“抗战胜利60年了，人也都老了。牺牲的牺牲了、活着的还活着。孩子们长大了，我还活着，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过去的事情就像流水一样……叹息也是无能，只有向前看……但也要记得过去，是过去的艰难困苦，才创造了今天的新世界……”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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