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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燃烧中覆灭(图)

    钟后等几个日军钻进了小山沟,那两架掩护飞机才朝东北运城方向飞去。 

        现为洛南政协委员的退休教师杨桦讲述:那一年我只有9岁,正是好奇的年龄。我们一伙孩子常常数过往的飞机,每次都不下30架,最多的一次是46架。这些飞机总是在农村吃早饭时南去,吃午饭时返回。我们每天都记下早上南去和下午北回的飞机数量,如果缺少一架两架,我们就又蹦又跳,欣喜若狂,因为那就标志着有日机被击落了。6月18日那天我正在河边玩水,日机突然飞临,人们惊慌逃散,我躲进石人滩旁边的石缝里。那架受伤的飞机降落后,我既好奇又害怕,攀着石头向外偷看,看到舱门打开,从里面走下6个日本兵,最后爬出来的是一个腿上有伤的日本兵,他们在沙滩上一字儿排开,臂膀挽着臂膀,显得不可一世。掩护的飞机给他们拍了照,他们就将飞机点燃,奔向洛河北岸,他们6个轮流背着那个腿上有伤的日本兵。掩护的飞机不停地向地面扫射,却并没有打伤人,大概只是在恐吓当地农民。 

        日本兵脱掉马靴,光脚奔逃,不时被露出地面的树根绊倒 
                  
        7个日本兵奔上了魁星楼旁的小道,进入了树木葱郁的李坡沟,掩护的飞机才离去了。飞机飞走后,农民们纷纷拥上石人滩,提着水桶奔向燃烧的飞机,将烟火浇灭。 

        当地的保长派出腿脚快的人去樊湾白洛乡联保处报告消息。更多的农民在梁振汉的带领下,手持铁叉、锄头、镰刀向那7名潜逃的日本兵追去。农民们熟悉路径,奔过一道山梁后,就远远地看到了那群日本兵。7名日本兵在魁星楼前的菩萨庙里向泥塑菩萨合十祷告,然后逃进李坡沟,在半坡上他们围坐在断腿人的身边商议了一会儿,将负伤的日军打死,将一挺没有子弹的机关枪埋在深草丛里,又继续向东逃亡。由于日军手中有枪,手握农具的农民们只能远远地追随着。这伙日本兵都穿着厚实的航空服,笨重的长筒马靴,他们不明路径,像一只只无头苍蝇,在大山丛中乱钻乱撞。他们汗流如雨、气喘如牛,一路奔逃得跌跌撞撞、歪歪斜斜。他们穿过两道沟,翻越两道岭,攀上了桥沟梁。 

        农民们仍然紧追不舍。日本兵见身后有人追上来就开枪,子弹嗖嗖地掠过头顶,梁振汉大声喝令农民们都趴在地上。枪声过后,日本兵们转身奔逃,农民们起身穷追。追到桥梁沟,农民们与日本兵隔沟相望。沟那边的山梁叫做虎沟岭。日本兵再也跑不动了,隐身在树丛中喘息着,并撬开罐头充饥。 

        农民们在梁振汉的带领下翻沟追赶,高举农具,大声吆喝着,巨大的声音山鸣谷应。日本兵们扔掉还未吃完的罐头,又仓皇逃遁。石人滩那边,是闻讯奔来的县民团的士兵,他们骑着骡子,高举步枪。骡子身后奔跑着手持农具的群众。日本兵们奔上岭脊,远远地望见了从山谷中奔来的骑着骡子的民团士兵,更加惊惶。他们脱掉马靴,光脚奔逃,不时被露出地面的树根绊倒。一个日本兵持枪瞄准愈追愈近的群众,一扣扳机,却没有响声。这名日本兵恼怒地把枪扔到山下,转身惊慌逃窜。一名中等个头,30多岁的日本兵手持军刀,跑在最后面。 

        看到日本兵们手中没有了枪,手握农具的农民们大胆追击。行伍出身的王占彪奔跑在最前面,他手里提着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盒子枪空套。 
                
        当地农民郭永平讲述:那年我19岁。听梁振汉在村里喊“追击日本兵”,我就顺手从门后摸了一把镰刀,跑出房门,看到村道里拥满了闹嚷嚷的人群,人群一齐朝山里奔跑,足有几百人,有青壮年,也有老汉,都拿着家伙(农具)。撵到虎沟岭,看到前面的日本兵们疏散开朝东北方向逃跑,一个日军手持军刀断后,立在原地。王占彪跑得最快,他把我们落下有几十米远。跑到断后的日军跟前,他左手托着枪盒,右手伸进枪盒里,大声喊:“举起手来。”日本兵把军刀插在地上,缓缓地举起双手。王占彪左手摇摆示意不动武,右手戴着枪套在空中划了个圆弧,然后把枪套插在腰后,走前几步去拔扎在地上的马刀。日本兵突然右手一拔,挺着军刀向他刺来。他猛地一闪,身子一转,军刀刺了个空,而插在腰间的“枪”却落入日本兵手中,日本兵持枪对准王占彪,王占彪后退两步,双手叉腰,没有丝毫畏惧。日本兵一看,只是一个枪套,就气恼地扔在地上,提着军刀又向王占彪砍来,王占彪一矮身,又躲了过去。我们随后赶来,大声吆喝着,这名日本兵见势不妙,慌忙向其他日本兵逃跑的方向奔去。 

        日本兵做出要拼命的架势,农民们一锄一个,将他们打倒了 
                
        农民们高举农具沿李坡沟的山脊追赶,民团士兵骑着骡子沿山谷包抄。断后的日军惊慌失措地追赶已经远去的日本兵们,不时回头望着追赶来的人群,军刀拖在身后摇摇摆摆,像是一截尾巴。民团士兵郭平藩看到这名日本兵跑在半山腰,他勒停骡子,仰头持枪,一扣扳机,断后日本兵“嗷”地叫了一声,张开四肢,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沉重的身体压折了一路的荒草枯枝。当地一位老农将这名日军埋在李坡沟的一个大石头下。嬉野平八郎是这群日本兵中惟一后来知悉姓名的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嬉野平八郎的弟弟寻找到洛南,在洛南县委统战部一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哥哥葬身的地方祭奠,人们才知道嬉野平八郎这个名字)。嬉野平八郎和日本兵们跑散了,他跑到八亩地沟,面对着莽莽群山,不知道该向哪边逃,他是机械师,穿着一件油污的马夹,手中持着一把长剑。民团士兵们追上对面山坡,持枪向他射击。嬉野平八郎胸脯上中了一枪,倒在了地上,他手中的那把长剑和机长的军刀,作为“战利品”,曾在县府里保存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下落不明。 

        太阳渐渐西斜,农民们和民团士兵会合,将其余的4名日本兵包围在八亩地至芋园沟狭长的山谷里。早已丧失斗志的四名日本兵四散躲藏。两个日本兵躲在芋园沟的一座山洞里,他们已经摘掉了航空防护帽,脱下了呢子-,农民们循着倒伏的荒草追踪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哇哇怪叫着冲出山洞,做出一种要拼命的架势。农民们一锄一个,将他们打倒了,用捆麦的绳子把他们捆缚得杀猪似的嚎叫,打了两个死结,这种捆法叫做“猪蹄煞子”。是杀猪前用来捆绑猪的,猪越挣扎,绳结越紧。另外一群农民在一棵柿树上找到了第六名日本兵。这3名日本兵在落日时分被一起押解上路,一个小时后到了县城。第七名日本兵却从包围圈中溜掉了。县政府向全县各地发了通缉令。 

        群众手持火把连夜寻找,第二天早晨,最后一名日本兵在15公里外的石门庵沟的三岔沟被发现。日本兵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却还困兽犹斗,手持木棒向靠近的群众扑打,群众们一拥而上,这名日本兵也魂归东瀛。至此,抗战期间发生在陕西境内商洛山中惟一的一场中日战争,以中方大获全胜而告终。 

        当地农民杨永贵是这样讲述的:我那时10多岁,在县衙里挑水烧火支闲差。6月18日晚上,3名日本兵被押解到县城,县城里像过隍会一样热闹。民团团长李庆山叫我给这些日本兵烧火做饭,我很不情愿,我想,狗日的日本人欺负咱们,咱为啥还让他们吃?那晚给日本兵做的是米饭,炒的荤菜,夜晚囚禁在民团团部舒适凉爽的厅房里。第二天提审俘虏,门口窗台上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审问采用的是写字的方式,那3个日本兵一个军曹衔,两个上等兵,上等兵中有一个是韩籍日本人。审问结束后,这3名日本兵被解送到商县,交给了陕西省商洛绥靖公署。后来,听说这3名日本飞行员被作为俘虏交换了。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战死了,还是回到了日本。 

        迫降在河滩的日机,被杨永贵看管了3天,后来被拆成零件,由当地农民抬送到黑龙口,由陕西省政府派车接往西安。关于这场战争,洛南县志是这样记载的: 

        民国39年6月18日,一架日本飞机坠落于白昶河洛王村段,当地群众俘驾驶员等3人。被俘人员及飞机残骸后解送西安。
    申震  阎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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