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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检察院三位老干部我们曾审判日本战犯(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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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者‘恨日’。用什么法律来审判他们，许多人心里没底。”
“当时要求对外绝对保密，住所附近的居民问我们来北京做什么，都只能说是来工作。对外都出示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干部’的工作证。”王志杰老人说。
刚开始审讯时战犯拒不开口
在北京的培训结束后，他们三人前往抚顺中央直属监狱，对关押在那里的日军战俘进行前期审讯。
“刚开始的时候，战犯态度都比较横，拒不开口。”白老说，战犯认为，中国人没有资格审判他们。当时关押在监狱里的日军战俘都是中尉以上级别，而“我们都是些年轻人”。他参与审讯的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前三天都没有开口说话。
“当时很多战犯都剃了光头，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他们以为会直接被-。”魏老说。
白老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战犯，一个在拉煤车过河时从车上跳到河里，-身亡；另一个将头浸入尿盆里想-，被及时发现救了过来。
从战犯手中缴获-比赛照片
当时，白明路和魏兆雨参与审讯的是战俘中的警察、宪兵和特务，而王志杰则被分到“外调组”，“到东三省、山西、河北等地调查。主要是针对战犯初步交代的罪行，以及被他人揭发的罪行，到各地收集证据，主要是人证。”王志杰老人说，“比如一个战俘交代他在哪里杀了人，就到这个地方去查证杀的是谁。”
“还有一种证据是日军自己拍的照片。那些-比赛的照片都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白老说。
除此之外，审讯人员还从人格方面感化战俘。“我们会问战俘‘会不会说中文，想用日语回答还是用中文回答’。”在审讯后期，对于表现好的战俘，允许他们写信回家，让家人前来探亲。
一段时间以后，战俘陆续开始交代所犯的罪行。“当得知自己还有可能回家的时候，战俘们的精神就放松了很多，他们还自编自演了节目。”王老说。
1955年3月左右，魏兆雨和白明路完成工作回到西安市检察院。而王志杰老人又赶到太原协助太原工作团调查取证，后来还在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目睹了对8名战犯的审判。
“当时他们全部认罪。”王志杰说。
卫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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