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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与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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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域的文化现象，是一个地域族群集体心态与生存价值取向甚至是审美取向的结果。如某种习俗、某种符号、某种纹饰图案等等，都具有特定区域内的特定含义。这些作为已经程式化了的生存代码，必然持续“培养”着相应的族群，决定着这族群的某种地域性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的特征首先是对同一事物的认同感。在关涉共同生活宗旨及共同利益方面，族群间的认同感具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们会对同一事物表现出共同的关注和兴趣，并且会以类似的心态与方式接纳之；其次，具有紧密的亲合性。在同一文化遗产滋养下，使得族群中和单体文化心态间具有着极为协调的亲合性，并且彼此间深具整体调适意义上的互补性功能；三是具有较强烈的排他性。多个地域范围之间，文化、风俗、习惯的浸润极其困难与缓慢(笔者曾在陕北选一未通公交车之乡，以期探获更纯更“原始”更悠久之剪纸。然至后，家家素窗。经问方知：这儿从不贴那玩意。但该乡周围尽剪之贴之习历史悠久)，甚至决然拒之!但是从纵向延续性方面看，地域性文化心态又具有着较强的传感力。它几乎不受现代科技成果的影响而改变，并且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不仅在显性的语言表述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面。
当然，古往的文化活体(人)已远逝而去，代代相因的价值观及其心态方式在经历了陶冶式的锤炼后，而将少量的精华传承于后来者身上。没有被当即“远逝”的那些彼时的“结果”，以比人缓慢得多的消亡速度沉淀在自然状貌、建筑样式、生产生活用具、宗教信仰遗存样式、生死礼仪与墓葬方式等等之中，向人们昭示着久远的“地域文化”。但在纵向延续方面，这种昭示是强力的。它在时时唤醒着生存于这片“地域”的人身血脉中的那根看不见、却不断被不同时代所包装着的“遗传”之线。似有上帝常在耳畔，以使这“线”不被中断。所以，尽管现代科技成果早已被许多人共享，但地域性文化心态却顽强地各自迥异着。
迥异的地域心态却有着共同的特征。
在中国的当代，几乎任何一个角落的族群似乎都可找出直通祖庭荣耀的线索，并且都力求将自己的今日自觉地作这线索的延续。如西安——唐长安——汉长安——秦咸阳——周镐京，这周秦汉唐的巨大的遗存叠压于今日西安地域人们的脚下，从而也沉重地左右着该地域人们的心态。不但张口闭口周秦汉唐，同时也深为生长于斯而倍觉底蕴深厚。时至今日，似乎除了经济极不发达羞与外人道外，一切都是值得骄傲的。他们乜视本地域之外的文化动向，漠视他人的文化探索，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态，严重地阻碍着自身的探索中将目光抬高放远的思维指向。似乎他人成就不足为凭，惟有自己独守正道……这在陕西文化界、尤其是美术领域是最为普遍强烈的心态，结果是一大群人在毫无个性的状态中终日生产，并且多数人少有怀疑自己作品之于时代样式的贡献了无创造的事实。
当然与此相类的地域心态并不限于秦陕，而是国人的普遍意念。例如对于某个神(如炎帝、大禹甚至某个人)的籍贯都有数省相争、竞相建庙的事发生。并且各地总能勾陈出显赫的地域性极强的名人渊源来。在这样一种热衷于纵向认同的心态下，势必导致了文化产品个性弱化的结果。因为在纵向认同的同时也认可了这种地缘文化的封闭性。它首先说明族群自身生存境遇与地缘文化的稳定状态相谐和的一致性。例如滞缓、平庸却是当下陕西“地域文化”之特征，作为一种“适应”，陕西在该状态的各文化领域中的角色们都在客观上充当了与这种局面相共舞的同谋!这与其他领域的不发达是步调一致的。
个性的弱化现象也体现在最能代表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艺术中。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生自灭式地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图式或音符状态，并部分构成了某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但它们形式长久稳定，内容代代相因，尽管地域与地域之间差别存之，但极少有个性化风格的生成是不争的事实。由此看来，基于此而强调坚持所谓地域文化的倡导者们的心态，是意欲继续以所谓地域面孔与地域格式掩饰自己在当下时代中个性化创造方面处于弱化状况的尴尬。
举凡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所谓地域文化的道统者，大都在实质上维护着一种或几种样式的道统。因为所谓地域特色中的内容，尽然是长久时段内处于一种极稳定状态的图式。不仅在纵向的时段上如此，并且在横向的地缘疆界的区域范围内仍是如此，否则不存在所谓地域性特征。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地域文化是局限与封闭的产物。是纵向的长时间与横向的小范围长期作用的结果。在资讯时代带给我们种种实惠的今日，再对地域文化持一种热衷的前倾心态，无疑是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引向等同于保留风味小吃的水平。
那么我们应该看到：事实上，显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正在迅速地消亡与变种，正在以别样的方式企图焕发出往昔的光彩，但这其中有许多东西不是想“振兴”就能够振兴的。我们应该持有打破地域文化特征的姿态，让该消亡的就去消亡掉!至多是有限量地保存一些项目充当旅游业的副业产品。并且将那些民间的、本土的、长久不变的样式，仍还原于自生自灭或提纯复壮式的生存状态中去。
事实表明：越是历史悠久的，越是没有时代精神的；越是受地域性局限的，越不是大众的。因为它们悠久是地域性的悠久，而它的地域局限又是长久封闭的结果。
诚然，地域文化中包含着若干文化圈之间的共同性文化遗产。其中有着不少值得继承的与光大的优秀成份。尤其是别于区域范围狭小、本土文化圈之外的、体现国家范围大地域文化传统的、具有官方色彩的遗存物中，如宫廷建筑、皇家园林、陵墓壁画、宗教雕刻、礼俗规制及文人画等等，都具有着超地域的规模与构置，其中含蕴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智者们的心血与才华，它几乎代表着历史中每个朝代的最高水平。但是，这决不是我们今天所应因袭的负担，也不是我们应该强化地域文化的理由。因为历史上的先哲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在同一时刻了解地球上的重大事件以及宇宙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决不会再退回到创造那个时代文化内容的环境与心态中去。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是当下某些人的美好愿望与宏大理想，但真正应该继承的不是那些直观的样式，而是创造这每个时代不同样式背后的、那种对前一样式予以改造与摈弃的动机、勇气及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产生出超地域的文化产品。
故此，超地域，应是我们的口号与旗帜。这并不意味着割裂传统与执意地去排斥之，而是应以现代为体、传统为用(或国际化为体，地域化为用)地去实现超地域的文化创造。那些将文化现象划分东部西部、南派北派的做法，以及至今仍在这样据方位而论短长的实践家们，是在十分逆动地人为制造着当代文化的割裂局面。
基于超地域的观点，所谓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多是经济落后、文化信息闭塞的产物。而越是经济、资讯发达之地则越是地域特征消解之地。只有时代性才是代表文化历史的最佳版本。而时代性品格的确立无不是在“超地域”的境界与眼光下实现的。即便如此，以国家范围为区域的文化格局也正日益受到冲击与挑战。迫使着那些断然拒斥文化挑战的区域，也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国际化色彩。尤在目前的中国，都市建设且宣称要国际化，岂有让文化停留在“地域”范围的道理?
只要是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就不会容忍以强化地域文化的心态来参与、寻找自身在国际化序列中的座位。仿佛是梁山好汉的排座次，以绝活儿便可谋得席位那样。如某某来自东方，某某来自南方，某某代表着某某地域文化那样，便可进入“文化之林”，便有了进入历史的门票。但是，现代文化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种地域指认式的文化产品呢?它除了具有旅游纪念品的价值与名吃荟萃式的价值外，人们谁要关注其中的地域成份呢?
那么，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些地域文化的局限，无论身居何地，都要回到自身。要突显出时代之于个性共生的当代品格与印迹。不如此，便不能进入当代，便会丢掉靠历史文化遗产争得的席位。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各国首脑聚会时穿起统一的花衬衫那样，彻底消解各自的“尊严”再坐在一起那样，才有了平等对话与磋商的可能与前提。否则相反。举此例无意主张消解各自民族的本色与特征，而是指出超越地域与进入当下的关系。这也许能够启发我们：虽然文化产品的呈现远不如一次聚会的着装那样简单，但强化个人与时代的接轨要比强化个人与“地域特征”的关系要更符合文化发展的价值规律。没有“地域特色”是可以的，而没有个性、没有时代精神、没有国际化的眼光是断然不可以的。
对于那些当代的“地域文化”的伪创造者们，要么就任由他们继续打着地域文化的幌子掩饰自己孤陋寡闻而自欺欺人，要么就是给予被冷落的批判。
(作者简介：陈云岗，1956年生于西安。原籍江苏。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现任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兼西安美术学院学报《西北美术》常务副主编。专著《中国古典雕刻之文化方位》、《世界城雕撷萃》，论文集《陈云岗美术论文集》，作品《大江东去》、《弦歌》、《玄音》、《张骞》(均为铸铜)等作品入选长春、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国际雕塑邀请展。)
陈云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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