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善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张宏杰也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学背景，他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是他的本行。他在转向历史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文学当作了自己的秘密武器。我们觉得他的书很好读，读起来很亲切，就是因为他在历史写作中融入了文学的笔法。他注重细节的运用，讲究情节、结构的安排，描摹、刻画人物的性格，还适当地运用一些当今社会流行的时尚语言，造成一种轻松、幽默的效果。写王莽就是这样开头的:“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的第一次亮相。写正德皇帝开头是这样的:“27岁那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这种疑问式的表达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张宏杰很了解他的读者，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所以，他也很容易和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有人担心，大众史学的写作，由于注重了文学性，学术性可能会差一些，其真实性也是打了折扣的。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张宏杰的历史写作，文学性很强，却不能说没有学术价值，他对社会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思考，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历史哲学意味；他写朱元璋那篇，也表现出历史心理传记的某些特点。至于文学性，中外的历史写作，都没有绝对排斥过；文史不分家，更是我们的传统。《左传》、《史记》等优秀的史传作品，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么说也不会有人反对。问题在于分寸和尺度，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个标准？《左传》是被认为“公言私语，盖无不有”的，但也给后人留下许多疑问。钱钟书曾经批评《左传》:“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而左氏的优点是还能“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情况也还是比较多的。

在当下的大众史学写作中，这种“想当然耳”就更多了。经常的表现是用推论代替举证。有时是因为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太少了。譬如杨广带兵灭陈后，有史书记载，他要和张丽华发生关系。但张宏杰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认为不合情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从《隋书》、《陈书》和《南史》中分别找到一个记载，说明张丽华当时的确是被杀死了，而且，杀死张丽华的命令还是杨广发布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杨广在那个时候是不好色的。你没有更多的材料，读者就会觉得你的立论基础不牢靠，从而产生疑问。如果这种情况多了，就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度。毕竟这是一种历史写作，人们总是希望见到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史实，二者一个都不能少。甚至，历史写作如果过分强调现实性，强调今天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在写作中产生一些偏颇，对历史做出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