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任何一个“品三国”或者“说论语”的大学教授，都是把历史的真实和版本的故事嫁接起来结出些现实的花果，给视听大众留下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一些学院派的旁观者出于被花果的诱惑竟也产生借古书扬名的念头，可又嫌大学讲台太窄，反怪自家运气不好；但是同“说论语”作者的心得相比，真不如人家和百姓生活贴得那么近！试想大学生们在翻阅国学讲义时感觉不到文本的可亲之处，哪里还有听完这些国学课程的兴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文化滤去了历史的沧桑和传承的沉重，成为百姓生活中参悟的的话题，相信传统文化的传播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可高等学院还是把孔子的学说抬得过高，一来标榜着自己学问的高度，二来仍然把《论语》塑成一种文化符号让大学生们顶礼。

由此可知，我们的大学国学课不受学生欢迎是有原因了，尽管有的高校开足了课程，而学生并不买帐。其实设置国学课程和怎么上课毕竟不是一回事；课讲得能否吸引学生，在于教师的学问根底和授课艺术，如果大学教授连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能力都没有，那这样的国学课程安排再多也是走过场。是该让大学教授们自觉地从易中天和于丹身上好好悟一悟“品”和“说”的艺术，让他们的课堂也收获些“百家讲坛”的人气。

目前，易中天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视听大众避不开的文化话题。不能说易中天利用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