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看正史是怎么说的，各类唐史（《资治通鉴.唐纪》、《纲鉴易知录.唐纪》、《新唐书.突厥》）甚至包括蔡松藩《唐史演义》中关于突厥的部分都基本一致，不存在争议。

《贞观长歌》剧照：唐太宗李世民

关于渭水便桥会盟，《资治通鉴.唐纪》记述如下：武德九年（甲申，公元六二六年）（八月）

初，稽胡酋长刘屳成帅众降梁师都，师都信谗杀之，由是所部猜惧，多来降者。师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为之画策，劝令入寇。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馀万骑寇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

己卯，突厥进寇高陵。辛巳，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获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馀级。癸未，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李世民）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立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唐）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瑀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心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仗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彦博还朝。

而《纲鉴易知录》、《新唐书》等叙述与《资治通鉴》基本一致，唯一不同之处是详指李世民等在便桥南岸“与颉利隔水而语”仅六骑。（或许《资治通鉴》立骑乃六骑之笔误。）

李世民深知颉利其人多疑且与突利积怨非浅，“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加之突厥此次进犯长安，并非得胜之师，前不久刚于泾阳败于尉迟敬德，被“斩首千馀级”[注1]。而且“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因此李世民扣住执失思力，“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 并“轻骑独出，示若轻之，”看似冒险，其实心里有底，“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而之所以选择不战而退人之兵，是因“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

《贞观长歌》剧照

历史就是如此，渭水便桥会盟绝非如《贞观长歌》所描述之唐倾国库纳贡求得屈辱城下之盟，而是双方势均力敌，均无把握彻底摆平对方而均不愿于此时决战，靠实力平衡形成的一时和平协定。

作为和局，“啖以金帛”并无示弱求和之卑，颉利回去后也立即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可见这是平等互赠礼物，只是李世民“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这与“倾国库之财买退颉利”的屈辱和平完全是两回事。

倾国库之财而求安这种事历史上有之，那是亡宋、弱清战败之屈辱后果，是宋徽宗、慈禧、李中堂。而非盛唐贞观时雄才大略之李世民。

李世民作为身经百战胆略过人的统帅，并不惧怕突厥。就在两年前，李世民在幽州就有过一次与渭水便桥相似的经历。《资治通鉴.唐纪七》记述如下：

“是时（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会关中久雨，粮运阻绝，士卒疲于征役，器械顿弊，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世民与虏遇于幽州，勒兵将战。己卯，可汗帅万馀骑奄至城西，陈于五陇阪，将士震恐。世民谓元吉曰：‘今虏骑凭陵，不可示之以怯，当与之一战，汝能与我俱乎？’元吉惧曰：‘虏形势如此，奈何轻出？万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当独往。汝留此观之。’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告之曰：‘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斗，独出与我斗；若以众来，我直以此百骑相当耳！’颉利不之测，笑而不应。世民又前，遣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应。世民又前，将渡沟水，颉利见世民轻出，又闻香火之言，疑突利与世民有谋，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须渡，我无他意，更欲与王申固盟约耳。’乃引兵稍却。是后霖雨益甚，世民谓诸将曰：‘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乃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世民又遣说突利以利害，突利悦，听命。颉利欲战，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与其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世民，请和亲，世民许之。思摩，颉利之从叔也。突利因自托于世民，请结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抚之，与盟而去。”

从此段记述可看出，李世民不仅有至敌大军阵前单挑敌酋之勇，而且有曹操阵前离间马超、韩遂之谋，结果分化了颉利和突利，又适时冒雨出击，军事外交并用，终于扭转不利形势而成功退敌。

也是武德七年，在李世民幽州退敌前一个月，有人向李渊建议迁都，以避突厥侵扰，“上以为然……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籓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李渊）曰：‘善。’建成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世民曰：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虚言也！’上乃止。”（见《资治通鉴.唐纪七》）

《贞观长歌》剧照：突利

从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中可看出，李世民就是李世民，其若无藐视突厥之胆略，盛唐也绝非盛唐，而早就是败清亡宋了。

因此，若真有人于太宗渭水便桥会颉利后谏言“倾国库之财买退颉利”，李世民即使不杀之也必将严厉处分之，因其屈膝纳贡之说乃亡国之舆论。首先如此示弱于敌，“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完全违背了李世民不可“示之心弱”，而必须“示若轻之”的谋略原则。再者，“倾国库之财”而资敌，岂非断己防御供给而增敌进攻之物质实力？如此长安乃至大唐可保乎？此投降亡国动摇军心民心之言论，大敌当前李世民岂能容乎？

尤其阴险的是，为使观众对其编造的这段虚构历史深信不疑，《贞观长歌》中居然还编造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历史名臣岑文本正式记录这段“历史”的虚假情节。以岑文本忠直不阿的贤名为其贴上 “正史”之“可信”标签。如此连环虚构“历史”已远超出“戏说”娱乐之意，而显见其故意欺骗观众之心。

关于所谓范兴“绥州保卫战”，更是胡编乱造无稽之谈。事实上，自渭水便桥会盟后，突厥再无力大规模入侵，而仅发生过几次规模不大的寇边事件。因此贞观四年（公元六三零年）李靖、李世勣大军俘获颉利后，李世民四月见颉利时，数其五大罪状，最后说道“然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 颉利哭谢而退。

唐军最初两年也未主动进击。尤其便桥会盟后一年（贞观元年），突厥用赵德言行苛政，政乱加天灾，“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资治通鉴.唐纪八》）唐廷于七月和十二月两次讨论是否趁机进兵，先是七月长孙无忌反对：“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十二月则李世民也不赞成：“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馀，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均见《资治通鉴.唐纪八》）

唐灭梁师都是贞观二年，“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刘）旻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可见唐灭梁师都之役与《贞观长歌》描述完全不同。不仅战场不在云中、绥州，而是在朔方城（今内蒙磴口）一带；而且唐与突厥此役的冲突也并非如《贞观长歌》所云“颉利率军驰援不及，云中城破，李世民正为这个消息欢欣鼓舞，传来了绥州遭到突利等人围攻，李世民立即调大军驰援。却不料这是颉利设下的诱饵……准备将唐朝援军全歼于绥州。” （见《贞观长歌》剧情介绍），真实的历史是柴绍大军在距朔方还有数十里处大破突厥，“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梁师都遂被其手下杀掉献城投降。《贞观长歌》之所以要编造篡改这段历史，其居心无非是为了歌颂范兴 “故意让敌人攻入城中……违心地向施罗叠下跪”的典型投降行为。（见《贞观长歌》剧情介绍）并且让观众相信：连最杰出的君王大英雄李世民都深为此而感动。

《贞观长歌》剧照：长孙无忌

该剧之编造如此用心，只是其手段也太拙劣了一些，因其有悖于最起码之军事常识，所以一看就知是瞎编。不论守城待援还是围城打援，城池易主与否历来都是双方争夺要点。

围城打援者固然以对方坚守之城为诱饵设伏，但只要城还在对方手中，就须提防其出城袭击或突围，因此必须分出足够力量围城。况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毕竟有师老兵疲之患，一旦敌援军到达，城里城外互相呼应互为犄角就更不好办。因此攻城一方最关键之处是将城内之敌及其援军分割在不同的时空各个击破。或是以围点打援为主，解决了敌援军后再从容攻城。或是在阻敌援军时全力攻城，争取时间先解决城内之敌，好腾出兵力并取得物资补充对付下一个目标。或是攻城打援并重，先解决不论哪一个方面。而守城待援一方若不能守住城池，不仅城中数万军民生命财产不保，而且使敌腾出兵力并得到城中物资补充去各个击破己方援军，则必满盘皆输。因此坚守城池并尽可能予敌杀伤，至少可牵制大量敌军，大大减轻其对己方援军的压力。因此中国数千年战争史攻城守城，围点打援，坚守待援之战例千千万万，却从未见一件守城待援者为避免援军被歼而主动弃城不守之战例。如果是因守城之军无人能突围出城报信，放弃抵抗“故意让敌攻入城中”就能有人去报信吗？如此荒唐之弃城投降理由能成立否？若真如此李世民能容忍乎？

大凡编造历史，必有其古为今用之处。《贞观长歌》居然如此历史错位，欲栽赃抹黑盛唐李世民乎？抑或欲开脱宋徽宗、慈禧、李鸿章及近、现代一切投降纳贡者乎？由于历史已十分久远，相信其编导与李世民无仇，那就只剩下有后一种可能性之嫌了。“大唐李世民盛世英雄尚且如此，李中堂、慈禧老佛爷又能如何？”

《贞观长歌》编造篡改历史之处还有许多，如为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竟然虚构了禁卫军兵变的历史等等。今天的19－20集竟然编造出李世民九五之尊屈驾前往塞外会晤突利、契必何力、夷男（薛延陀部），结果被围在马邑小城。如此大胆“创造”历史，令人瞠目结舌。大概是要比着明朝（土木之变）和北宋（澶渊之盟）的模子来打造唐朝贞观盛世。

突利、夷男等不堪颉利欺压与李世民暗中结盟确实不假，但不是李世民屈尊前往会晤。而是突利于贞观二年遣使求救，贞观三年亲自入朝[注2]。夷男则是于贞观二年12月和贞观三年8月，两次遣使至长安入贡。之后颉利也向唐遣使称臣[注3]。

该剧其它虚构之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贞观之治那些真正值得观众了解的东西，该剧大部分都未表现。而是以一部荒诞的宫廷阴谋剧冒充贞观之治盛世历史。

注1：《贞观长歌》中侯君集飞虎军与突厥便桥激战之事纯属虚构。

注2：贞观二年，突利 “阴欲叛颉利……表请入朝……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见《资治通鉴.唐纪八》）

贞观三年，“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李世民）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见《资治通鉴.唐纪九》）注3：贞观二年十二月，“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上（李世民）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毘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部落皆属焉。”（见《资治通鉴.唐纪九》）贞观三年八月，“丙子，薛延陀毘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上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见《资治通鉴.唐纪九》）

作者：杨芳洲

2007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