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是秀米，还是谭功达，他们的“乌托邦”实践，最终都演化成一个令人唏嘘感叹的悲剧。对于这个美好而又有几分残忍的“乌托邦”梦想，格非认为，虽然它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谁有权力谁就来搞一个世界大同的东西，结果常常是血流成河。

但在一个正常时代里，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东西。如果完全没有“乌托邦”，一个人对未来社会、对自己命运没有任何想象性的东西，那就非常可怕。“完全把它技术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这当然会成为我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很想写三部曲的第三部，希望把这种极端形态展示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经济乌托邦中，认为经济能解决所有问题。”

小说中，“花家舍”地理位置偏僻，有些荒诞变形，但它却是格非心目中理想的孤岛，也是他探讨试验“乌托邦”的地方。

但无论是写历史还是荒诞，变形还是不变形，其中都浸透了格非对当代生活的许多思考。他说，把小说背景中过往时代的氛围、气味、味道烘托出来是最基本的。但很多人的命运问题都需要当代人思考，不是老老实实写过去的东西，不是把它当作晾在那儿的风景。过去的故事不是白白发生的，它们与当代生活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性就是我所重视的。

“人面桃花三部曲”虽然都以“乌托邦”为主题，但格非说，三部小说的主线其实都是“爱情故事处于前台，其他目标附着其上”。《山河入梦》也不例外。一方面，“山河入梦”表达了谭功达的“乌托邦”梦想，同时，它还有另一层意思。谭功达到“花家舍”后，发现自己最爱的人其实是姚佩佩，但这时的姚佩佩因-被通缉，四处逃亡。于是他只能在一张地图前想象姚佩佩怎样逃亡，逃到什么地方。姚佩佩在逃亡的过程遇到的山、河、风雪，进入他的梦乡，这时的山河不仅仅是大好江山，还是爱情。

如果说“花家舍”寄托了格非对社会“乌托邦”思想的思考，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他文化“乌托邦”的寄托。在写《人面桃花》之前，重读《-》使他决定另起炉灶，并发现完全可以通过简单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他说，原来我比较注重从故事的外部结构去寻找一种新的叙事，现在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更好的叙事传统，同时也希望把近年来对西方小说形式的学习也融入创作中。